，若全军轻装上阵，把行军速度提升至20～30公里，就能抢在敌人之前顺利渡过湘江。但是在“左”倾领导者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中，红军的行军长径达到近一百公里，而且由于携有大量的笨重营具和机器。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一向机动灵活的红军各主力部队此时只能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各路敌军蜂拥而来，湘江边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了。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将军对此曾有深刻的回忆：
“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夫、担架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是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也没有做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敌人前面了。”
根据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掩护军委一纵队经雷口关、文市以南前进；第三十四师掩护军委二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地，尔后向兴安前进。
五军团做为全军的总后卫，在连续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次过湘江不同，军团长董振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兵，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带领他的部队支撑住这个危局，因为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了，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董振堂紧皱着眉头，焦虑地徘徊在地图前。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来到军团部。夜，出奇的静。刘伯承轻声说道：“老董，几夜没合眼，该歇歇了。”董振堂摇摇头：“你不也和我一样吗？”
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类似经历，以及相同之处，比如都不吸烟，都不喝酒，性格也是一样，都喜欢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二人也都曾在旧军队里干过多年，又都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刘伯承倒了杯开水，若有所思地讲道：“也许，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哟。”
“哦！”董振堂回过头来。刘伯承望着地图，长叹一声讲道：“如果用速度换取一些时间，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董振堂眉头一展：“真不愧响誉全军的刘总啊！你看，中央两个纵队的速度如此之慢，而敌人不断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回旋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一场硬仗不可避免。我军长途奔波，已成疲惫之师，而敌人是几十万精锐，仗到底会打成怎样，我心里担忧呀！”
刘伯承坐下来，严峻地讲到：“眼下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已极度疲劳，战士们再能打，也总有个极限，真要到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我看，有必要建议中央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困局！”
董振堂坚定地点了点头……
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在文市东南的钩脑坳与湘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展开了激战。战斗从打响起就异常激烈，敌人一批又一批发起集团冲锋，三十七团则依托大路两旁的小山坡顽强抗击，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团政委谢良举着望远镜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敌人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过来，黑压压一大片，聚集在不远的丛林后面，准备第一轮的进攻。这时，团长王彦秉靠了过来：“老谢，敌人不少哇，看样子想一口吃了咱们。”谢良放下望远镜，轻蔑一笑道：“做他的白日梦！”
两人正说着，敌人己开始行动了，只见一排一排的敌人猫着腰，在后面军官的督促下向阵地扑来。王彦秉用枪顶了顶头上的帽子，大声向身边的战士们喊到：“不要着急，把敌人放近了打，听我的命令！”谢良也高声呼道：“同志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苏维埃新中国！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高亢激昂的口号声响彻阵地上空，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敌人己进入一百米以内了，王团长咬咬牙，大喝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被猛烈的火力打懵了，前几排士兵纷纷中弹倒地，后面的则仓惶溃逃，整个进攻队形全乱了。谢良猛的跃出战壕，手枪一挥道：“同志们，冲啊！”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向逃敌追去，直把敌人赶到一千多米以外的地方，然后才回到阵前搜集敌尸首上的弹药，静候敌下一次的进攻。
没过多久，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对着我军前沿阵地一顿猛烈轰炸。硝烟还未散尽，王团长就从掩体里冲了出来，此时守在前沿阵地的几个观察哨大都牺牲了，而敌人正向这边蜂拥而来。王团长挥舞着手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上来啦，快进入阵地！”。战士们在团长的召唤下，很快进入战壕。谢良找来团里几个神枪手，手指敌人说道：“瞧见没有，那几个端着轻机枪在后面督战的军官，给我敲掉他！”
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