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
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继续构筑碉堡封锁线，并以六个师加一个旅的兵力推进到谭头、资溪桥一线，企图吸引红军攻击，继而与之决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本应果断后撤避敌锋芒，再寻找机会歼敌一路，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命令主力红军准备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
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以五军团为主，向资溪桥和谭头发起猛攻，以布置在石峡、洵口一线的红三军团、集结于湖坊地区的红一军团，准备在敌军被牵动时，对其实施猛烈突击。战斗开始后，五军团第十三师首先向敌人的天尊殿阵地发起数次攻击，未能奏效，夜间复攻，仍未攻下。次日晨，红十三师继续向敌第五师师部猛烈进攻，又未能取胜。打了两天，部队伤亡虽大，但五军团仍不折不扣的执行中革军委下达的战斗任务。24日、25日，五军团调整部署，以十三、十五师再次向敌第五师发起攻击，在敌阵地重火力点下，在通往敌人碉堡的冲锋道路上，躺满了红军将士的遗体。红五军团苦战四天，敌人巍然不动，我军伤亡惨重，既未能占领谭头和资溪桥，也没能达到牵动敌人的目的。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中革军委到这时才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的计划。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到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AB团”、“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的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李青云病逝了，董振堂听到消息如折一臂，痛心不已。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在起义前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士兵支部书记，并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参与了策划宁都起义的一系列工作。
起义参加红军后，李青云在红五军团担任一二九团团长，赣州战役后升任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33年在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并升任红十五军军长。1934年夏，他率部队在苏区北线辗转奔波，抗击敌人，身体终被拖垮。1934年夏，他又患了疟疾，而且反复发作。政委朱良才要他到后方休息治疗，但在此浴血奋战的严峻时刻，李青云考虑的是部队的安危和保卫苏区的重任，不肯离开部队，离开前线，仍抱病坚持指挥作战。不久，病情越来越严重，他本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格粗壮的大个子，这时已瘦的不成人样了。由于体力严重透支，经常出现高烧甚至昏迷，朱良才知道后赶紧命令战士用担架抬着他送往后方医院，但此时的李青云已经快不行了，尽管战士们飞奔在山道上，一路与病魔赛跑，还是未能挽救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生命，在途中（永丰县藤田附近），李青云去世。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中革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查无此人。1965年“四清”运动中，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