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么干下去啦！”董振堂气得无话可说，扭头回到桌边，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桌上。
下午的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丝毫不给红五军团一点喘息的机会。赵博生在三军阵地上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粤敌才停止了进攻。董振堂急切的赶到前线，找到担架上的赵博生，两位老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董振堂仔细察看了赵的伤势，深情地说道：“老赵，好好养伤，战线已经稳定下来，陈毅同志已率独三、六师赶过来了！”
赵博生躺在担架上，无力的点点头说：“一点轻伤，流血很少，不足挂虑。”一同前来的刘伯坚主任也说道：“我们已向中革军委电告，要求火速增援，老赵，好好休息吧……”
等医护人员将参谋长送往后方，董振堂才稍稍缓了口气。
第二天拂晓，粤敌又开始了进攻，在独三、六师的配合下，董振堂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浈江两岸的有利地形，给敌以一次次沉重打击。
曾任国防部长的耿彪将军（时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对这两天的作战有深刻的回忆：
……九日晨，全线打响。余汉谋急令第四师固守待援，令独三师和独二旅驰援水口。当时我们三军已经包围敌人两个团，并完成了分割。但中午时分，敌人援兵赶到，战场形势立刻起了变化。我们九师的阵地在浈水南岸的高地上，三个团已全部投入战斗，阵地多次得而复失，而敌人越打越多。在早晨打响时，我们九师包围了一股敌人，据情报说是三个连。这无异“雷公打豆腐”，不必费多大力气。接着，二十七团报告攻击得手，彭熊师长即前出，令二十六团向左翼展开，他亲率预备队二十五团在正面出手，我与朱良才政委收拾指挥所，准备跟进。我们边收拾边说，三个团收拾三个连，用不了多长时间。谁知话音未落，彭师长派人下来，说敌人不是三个连，而是三个营，命令我将直属队调上去。我们大吃一惊，急忙按他的命令，将所有人员统统投入，以期尽快解决战斗。
敌人越杀越多，八师的阵地上，战斗尤为激烈。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阵地被敌人占领，我们九师的正面，一下子成了焦点，敌人的兵力，迅速增到三个团。师长这时也从火线上下来了，让我赶紧向军部求援。可是军长、政委、参谋长都已投入战斗。军团总指挥董振堂的军衣，已被炮火撕成褴褛，他干脆甩掉军衣，只穿一件白褂，亲自与敌人格斗，挥大刀在敌人堆里厮杀。这时我才知道，三军所对付的敌人，其确切的兵力是九个团。
这时我们九师更加吃紧，二十七团团长阵亡了，二十六团团长、政委牺牲了，二十五团团长殉职、政委重伤。师长彭熊也负了伤，被担架抬走了。我也负了伤，子弹打尽，幸有一把马刀护身，才杀回了师部。
朱良才政委抱着一支长枪，把文件电报都揣在身上，身边只有几个通讯员了。他说，参谋长你快去组织战斗，代理团长。我说应该是兼团长。朱政委也不及分辨，连说，对，兼团长，马上组织二十七团支撑住，同时让二十六团、二十五团收拢。
我冒着弹雨冲向火线。这时，陈毅同志领导的独三师、独六师已经赶到，他们一看到战场上的危急场面，未等命令就立即杀入重围，这才形成对峙。
我到战场后，根本无法组织战斗，只找到五六个战士，领他们冲杀一阵，找到了二十七团阵地。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阵地上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敌我各自鸣金，朱政委命人送来固守待援的命令。可是我身边只有五六个人，这样怎么固守？又怎么发起反攻？我便叫一个班长去寻找二十七团的人，我写一张纸条，签上我的名字，叫他到各处去喊。不久，他就喊回来三十多人。我又派六个人，用同样的办法，先后找回了七、八十人。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任命了连长，加固了工事，就地露营。
那天晚上我们是弹尽粮绝，小河里的水都是红的，一股血腥气。战士们只好忍着饥渴，互相挨靠着睡下。第二天早晨互相推醒投入战斗时，有的战士发现自己竟和战友的尸体睡在一起……
七月十日，毛泽东亲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赶到水口，他来到五军团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在听完肖劲光、董振堂的汇报后，又视察了敌、我两军的态势，决定由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增援南岸的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浈江北岸的十三军，同时命令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出击，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坚决消灭敌人。
作战部署完毕，董振堂谨慎地向毛泽东提出：“主席，我有点儿事想找您一下。”看到董振堂欲言又止的模样，毛泽东笑了：“董将军，有事尽管说哟！”
由于惦记着关押在瑞金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董振堂鼓起勇气恳切的说道：“季、黄二人起义参加红军以后，虽有些旧习气，发过点唠骚，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无背叛红军的行动。再说宁都起义他们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思想是积极的，作战也是勇敢的。我想，他们如确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向全军宣布，予以讨伐，绝不姑息。若只是思想作风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