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
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思想也有些波动，尤其是中革军委对红五军团实行拆散混编，加之上级对待十五军的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有些想不开。这其中就包括补充问题，该军主要由原七十四旅编成，在整个五军团乃至红一方面军，都是战力最强的部队，即使在混编之后，全军也有五六千人。部队历经赣州、龙岩、漳州等战役，伤亡及大，却一直得不到补充。当时的一、三军团基本上是作战时打掉多少，立马就增补多少，在兵员上从未犯过难。而十五军在漳州战役过后，只剩下一千余人了，充其量仅够编一个团。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给中革军委拍发的电报中就曾提到：“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四十四师兵力甚薄，共只千余人，加上单位太多容易分散，在战术使用上甚不合宜……”
如此可以想象，黄中岳内心是多么的痛苦。漳州战役时，黄萌发了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的主意，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三一年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搭档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且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此外，还罗列了一大堆捕风捉影，莫须有的罪状。同时遭逮捕被公审的还有：肖世俊（十五军参谋长），李聘卿（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牛冠甫（十四军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等7人。
下午进入审讯阶段，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反革命主谋”季振同。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共之等等，大约有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别名？有什么真实目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哪存在什么目的？”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