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我紧紧地牵着骡子随部队前进，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们去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左思右想猜不出个究竟来，最后想：管他娘！听天由命吧！
“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原七十五旅一团一营长周俊鸣的回忆则比较有趣：
……剿共之心完全破灭了，再干不下去了，但也不能说不干，如果说不干，给你加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吃不消。于是出了个瞎主义，装病，请病假作壁上观，根本不问部队的事。住在宁都城北门外最边沿一个小村庄里，买了几只老母鸡，带着护兵，每天上山捉蚂蚱喂鸡，苦闷极了，就抽大烟来解闷，好在我没有吃上大烟瘾。突然一个晚上旅参谋长边章五给我打电话，要我到旅部去一下，我回电话说有病不能去，他在电话里一再要求，无论如何要去一下，有重要事情相商。我无法推辞只好去了，天已黑了，到了旅部，看到边章五正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可不能流血呀！”当时我莫名其妙，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旅部没有看到一个营长，只我一个人，另外有两个少校团副，以后边章五打了电话，要我们三个人同他一起进城去见赵博生参谋长。走到城门口，看到城门已堵死，先扒开一个口子让我们进去，进到城里发现很多巷战设备（以后知道是防备七十五旅的，因李松昆最反动）。到了一个不大的屋子见到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三个人，就是没见到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已调二十五师任师长)。首先赵博生讲话，而且讲得很多，进行动员，他说房子、桌子、筷子是什么人造的，都是工人、农民造的，但是他们住不上房子吃不饱饭……。以后董振堂、季振同讲话，都讲得不多，讲完之后我们表示绝对服从，完了之后已半夜多了，弄了点面条子吃吃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出发，因我患病时无聊，喂了很多老母鸡，回来连夜把鸡杀了，煮了一大锅，煮熟后挑着走了。
第二天天将明就看到四面八方打着红旗，来了很多担架队，每个担架上都挂着用蒲草做的米饭包，来宁都城抬伤病兵。未暴动以前有了伤病员根本找不到来抬，现在排成大队还带着饭，打住红旗，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新现象……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使部分本来愿意留下来干的起义军官情绪波动，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还有些就是直接逃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第十四军一个工兵连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编散。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指示：“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来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总之，来去自愿。”
在五军团的军团部内，由肖劲光、季振同等主持了中、高级军官的去、留大会。会上，大部分军官们都举了手，自愿留下干革命。也有少数军官要求走的，会后，即组织安排这部分军官，在分发了路费之后，欢送回家。
过了几天，原七十四旅少校副官李达忧心忡忡的找到总指挥季振同说：“总指挥，我想留下干革命，我不想走。您是最了解我的，请您帮我说一说。”
原来，李达尽管举了手，但当时受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影响，李达还是被列入了“资遣返乡”的名单。望着这位忠诚的属下，季振同耸耸肩，无奈地说：“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好，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你有文化，又年青……”季振同边说边从里屋拿出一小袋光洋递到李达手里。李达低着头，将钱搁在桌上。此刻，年轻的李达已是泪流满面，急切地说道：“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陕西老家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呀！总指挥，我不走，求您了！”
季振同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立刻背过身去。这几天，陆续有许多下属找到他倾诉，都是同一个原因——属“资遣”之列，但都是坚决愿意留下干革命的，他们中有原一团副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三营长严图阁、卫生队长姬鹏飞、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等。沉默许久，季振同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我去找一下刘主任，你先回去等消息。”
送走李达，季振同就急匆匆找到刘伯坚，一进门就说：“刘主任，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就是相信你。”刘伯坚望着这位性情豪爽的猛将，觉得话中有话，就笑着问道：“总指挥，感谢你这么信得过我呀，有什么事说嘛，没有解决不了的。”季振同这才坐下，递上一张名单说道：“这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都是愿意当红军，干革命的。我了解他们，我敢保证他们是真革命！”
刘伯坚看了看名单，笑了：“原来就为这事儿，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