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推上了最前沿——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
“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今天我埋了你，明天谁埋我啊！”
“兄弟，哪天我不行了，可不能把我丢到荒坡去喂狗啊！”
……
“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骂道：“国都不保，还他妈的剿什么共！”那些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号召下，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也想借此机会摆脱困境，遂在电告蒋介石的同时，令全军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开道。然蒋介石岂容二十六路军轻易离开，当部队开到六十里外的胡岭嘴时，就遭到蒋的重兵阻拦。部队只好开回宁都，孙连仲气的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愤然离开部队，带着刘振亚来到南昌。到南昌后，他令刘振亚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急切的想找到一条出路。出于谨慎的原因，刘振亚当时没有向他表白。
话转回头，赵博生送走刘振亚、袁血卒二人，立即找来罗亚平，要他拟就一篇南昌行营的电文，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不仅党国甚，中正亦欣慰不已！”。带着这份电文，赵博生匆匆赶往七十三旅董振堂的住处。
此刻，七十四旅一团副团长苏进坐在董的房间里，他是董的老部下，两人关系甚为密切。董振堂正向苏进打听着七十四旅的状况。
董问：“你们旅有没有组织？”
“组织”一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很少用，因为它是共产党的代名词。苏进听后感到十分惊讶，思索片刻后说：“据我所知，现在没有。”
董振堂听完又接着问道：“你们二团曾有一个建制班拖枪投向红军，季振同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苏进回答：“开始并没有处理，但碍于军纪和应付上头的追查，季振同不得不把那个营长撤了。后来听说让他到抚州训练新兵去了……”
话刚讲到这里，参谋长赵博生不打招呼径自跨进屋内，吓得苏进直冒冷汗。赵博生知道他俩的关系，便笑着说道：“打扰你们了，苏团副，我和董旅长有要事相商。”苏进赶紧起身让座，告辞而去。
等苏进走远，赵博生关上房门，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董阅后刚要开口，赵博生即严肃地说道：“绍仲，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董振堂听后微微一震，沉稳地说道：“恩傅，你了解我，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食言！”
董振堂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沉默寡言，看到南昌来的这份电文，反应十分强烈。复又说道：“你我相交多年，你就敞开说吧，该咋办？”
听董这么一说，赵博生心里有了数，也就不再绕圈子了：“我的意见是，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事不宜迟，请速决！”
“没啥说的，就这么办！只是人家能相信我们吗？最好事先联系一下那边。”
“我打听到咱们以前的刘主任现就在瑞金！”赵博生说：“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丢了，我们现在是虎落平阳，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董振堂点点头，说：“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队伍拉出去投红军！”赵博生紧紧握住董的手，大喜道：“好！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以七十三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你可否考虑一下，与我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我想他也会跟我们一道走的，因为他早就不满蒋介石这样对待我们，曾跟我讲过想利用红军回到冯总司令那儿去，怎么样？”
董振堂爽快地回答道：“行！咱俩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