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涛说：“工人阶级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后才取得胜利的。”
周逸群说：“我们的情况与俄国不同，我们国家的工业很弱，工人同农民比，农民是主力军。我来鄂西三个月了，不要说城市，就在农村的几个暴动都失败了。”周逸群深情地对万涛说，“万涛，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盲动主义。”
万涛想想说：“逸群，中央、省委的指示，我们不能不贯彻，不能不执行啊！”
周逸群斩钉截铁他说：“我们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万涛，这是流血的斗争啊！当前，鄂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清乡’斗争，秋收暴动要与反‘清乡’任务结合起来。如果此时军阀间又爆发新的混战，则鄂西一带举行普遍的大暴动，乃至于形成若干个革命割据区域，是有可能做得到的。而目前严酷现实是，敌大批正规军反复实行‘清乡’，各地党的组织尚且难以保存，在此情况下，岂能举行城乡普遍的大暴动和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割据区域？万涛，我要去中央反映情况。”
万涛同意。
两天后，周逸群在宜昌上了江轮，顺江而下，不一日，到了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幢二层楼内，他见到了周恩来。两位战友虽说分别仅数月，却如隔三秋，周恩来拉着周逸群坐下，说：“快谈谈下边的情况。”
周逸群点了一支烟，之后，便把他同贺龙一起到汉口，汉口暴动未成，又到反嘴镇遇见贺锦斋，举行年关暴动，焦山河会议，去桑植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到洪家关队伍被敌打跨，自己回洪湖，荒岛上遇段德昌，在沙市召开各县县委负责人开会，组成鄂西临时特委，彭家墩除霸失败，石首监利沔阳各乡的调查，宜昌城中万家药铺会见万涛，见到了中央指示，只身来到上海，要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想法的情况一一述说了一遍。
周逸群把这些经过说完后，周恩来亲切地对周逸群说：“逸群，你们受苦了。”他给周逸群倒了杯水说，“逸群，我认为，你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
周逸群接过周恩来递过的水，喝了一口，继续说：“恩来，经我了解，自桂系军阀占了两湖之后，数次派兵清剿，洪湖地区内许多县的军事组织，已完全瓦解，许多游击队员把枪埋了，如今只有段德昌、彭国材领导的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还在荒岛上练兵，这洪湖地区内，没有高山掩护，交通便利，敌人调兵遣将容易，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在洪湖地区实行了白色恐怖，群众的革命情绪被压了下去。叛徒、特务、奸细活动得很凶。洪湖地区各县的游击队员，都是渔民、农民，农民的意识很浓厚，对土豪劣绅，一概烧杀。”
周逸群停一下又说，“在桂系军阀部队未到洪湖地区时，国民党大小军阀只顾争夺地盘，腾不出手来为豪绅屠杀民众。豪绅地主自身，也没有根强的力量可以对付我们，在这个时期，只有我们向豪绅地主进攻。桂系军阀统治了湖北，实行了屠杀政策，沙市以下划人鄂中清乡区，为桂系十八军严敬部驻防，沙市以上为鄂西清乡区，由桂系独立五师刘和鼎部驻防。这么一来，那些豪绅地主又凶相毕露，无处不组织保安团、清乡队。城市均实行十家连座制，互相监视。豪绅地方的武装均分为两种：一是保安队，也叫保商队，这在各重要城镇中都有，这是商人们豢养的；二是保安团，是在清乡中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开始彼此并元联系，现监利己将全县保安团完全集中编为几个清乡队，统一指挥。江陵、石首等许多县也都仿照。”
周逸群稍停一下，又说，“在经济方面，鄂西鄂中的农村，今年是旱灾，许多地方仅有两三成收成，公安、石首、监利一带，也不过六七成，荆门、当阳、宜昌各县的农民，相继外出逃荒，哀鸿遍野。农村经济的破产，影响到了城市，许多小商店闭门停业。金融异常混乱，如今除宜昌外，各地的币票已不能兑现，就是宜昌，也低落到六折。反动政府的收入，惟一的是靠苛捐杂税，什么二五税、禁烟税、烟酒税、印花税、井捐、团捐、门牌捐、灯捐、花捐、屠宰税……”
周逸群一摆手，“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农村中还有枪捐、田亩捐等等，目前民防军增多，民众负担还要加重……”
周逸群站起身说，“工农已被逼迫得无路可走了。工人方面，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大批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农民方面，一是天旱歉收无饭吃；二是苛捐杂税繁多；三是豪绅地主的压迫；四是清乡团、铲共队的骚扰；五是战时拉夫，尤其是桂系军队，拉夫尤为厉害；六是豪绅地主强迫农民放哨守夜。”说到这儿，周逸群双眉高挑，“恩来，工农的痛苦已到极点，一腔怒火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但各地的党组织，多名存实亡，有的没有力量去领导，有的虽然组织了暴动，由于群众没有真心发动起来，都以失败而结束。”
周逸群目光恳切地望着周恩来说，“恩来，中央指示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组织城市暴动，我们鄂西特委的同志都感到目前组织城市暴动不妥，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扎扎实实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