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锦斋见状，信口吟诗嘲笑道：一人怕死真堪笑，跌跪尘埃只磕头。
红四军经过葫芦壳一仗，不仅缴获了许多枪械，而军威又重震。
这天，贺龙同贺锦斋、黄鳌等人正商议部队的下步行动，有勤务兵报告，说有一百姓要求见贺龙，贺龙吩咐：“请进来。”
勤务兵带来的老百姓有四十多岁，庄稼人打扮，跑得汗流侠背，站在贺龙面前，好一阵说不出话来，贺龙忙拉过凳子，让那人坐下，黄鳌给他倒了杯水，那人没坐，也没喝水，而是急急地把衣角儿撕开，从中取出一张纸，递给了贺龙，贺龙看罢，又让贺锦斋、黄鳌看了，黄鳌看完说：“军长，救兵如救火，咱们快些行动吧。”
贺龙说：“立即出发。”
这老百姓带来是什么信件呢？
原来，这老百姓是石门临时县委派来请红四军救援的。
前文述过，石门县在大革命中，革命气势也曾轰轰烈烈。共产党员苏清畅、邢炳业、袁任远、邓恒泰、阎昌奎等人都从外地回到石门，组织农民运动，实行减租、破迷信、镇恶霸，直搞得民心沸腾，恶棍心惊。“马日事变”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石门县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血洗，县党部和革命团体被解散，工会会长邓恒泰被刀砍死、农会会长易忠玖被活埋、农会主任阎昌奎被火烧，不少共产党人都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一时间，乌云笼 罩石门县。“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南省委派了伍伯显到了石门，做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伍伯显首先与袁任远接了头。“马日事变”时，袁任远正在长沙，事变后，他到了武汉。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之内，召集由湖南被迫来汉的同志开会，袁任远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武装保卫政权的指示。而后，他又回到了石门县，同罗效之等一起组织了石门县游击大队。数月之后，罗效之惧国民党恶势力强大，叛变投敌，并带匪徒捉袁任远，袁任远躲在一农会会员家中，才没被敌杀害。
伍伯显与袁任远接上头后，经二人努力，在石门南乡建立了一支武装队伍，一些党的骨干也找到了他们，开始，这支队伍只是秘密活动，后来，力量日益壮大，起名“暴动队”，约一百五十余人。
一天，石门县警备队的6名士兵，带着名单，到石门南乡花薮区的小集镇——寺垭铺捉人罚款。
伍伯显、袁任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拿这6个士兵开刀。由于时间紧迫，参加这次行动的仅余汉初等十多个人。晚9时，袁任远、佘汉初、曾庆轩、伍怕显等带着大刀和宣传品从樟木岗的梅家何出发，半夜到寺垭铺，将余家饭店包围后，破门而入，将警备队6个士兵砍死。接着，他们将历数警备队罪状的布告贴了出来，第二天，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了全乡，寺垭铺的暴动，树起了南乡暴动的旗子。
寺垭铺暴动第二天，伍伯显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如果不主动摧毁南乡团防局，除掉舒聚吾，拔掉这个钉子，暴动队在军事上将处于不利局面。
南乡团防局设在夏家巷，夏家巷为石门蒙泉区所辖，有商店及居民二百余家，是石门南乡的政治中心。团防局局长舒聚吾罪恶累累。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拔掉南乡团防局这个钉子，消灭团防队警备队和税吏粮差。决定之后，即通知各区做好立即行动的准备。并由曾庆轩赴夏家巷亲自指挥。
当时，夏家巷团防局有枪十多支，除一部分团丁带着枪到梅家河捉人未回外，局内尚有七八支枪。能参战的暴动队员有二十余人，武器破旧，只能出奇制胜。
一番策划之后，1928年的5月8日深夜，曾庆轩率领暴动队，屏息轻步，摸入团防局，乘敌不备砍倒哨兵，而后一拥而入，砍死团总梅春圃、征收暴徒捐委员陈海秋、恶霸阎谷生和3名团丁、2名警备队士兵，缴获步枪4支。团防局局长舒聚吾两小时前带数名团丁离开了，使其脱逃，暴动队都为此深感遗憾。
夏家巷的暴动，鼓舞了革命群众斗争的情绪。接着，福田、白洋、磐石各区的暴动都相继而起，伍伯显、袁任远等即以花薮区和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成立了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以余汉初为司令，袁任远为党代表，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蔡凤鸣，第二中队中队长曾庆轩。蔡凤鸣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兵，是四支队里惟一懂军事的人。全支队五十余人，十多支枪。
时南乡辖区内有5个团防队，蒙泉、白洋、福田三个区的团防队有长短枪七十多支，最大的团防队是磐石区的侯宗汉，有枪五十多支，盘踞在太浮山上。侯宗汉在大革命时，靠近共产党。当伍伯显等组织了寺坯铺暴动后，侯曾与伍伯显等秘密往来，表示了中立之态。当暴动队拿下夏家巷团防之后，继续对侯宗汉进行争取。
而对其他团防，则采取积极消灭之方针。继消灭夏家巷局之后，伍伯显等又率第四支队冒着大雨，奔袭了躲在丘山的花薮区的团防队，虽没将这团防队全部消灭，却缴获了步枪8支。接着，对蒙泉、福 田两处的团防也进行了偷袭，缴获了十几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