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民团二百余人，战斗力最强，把马额占领，原来我们当天晚间即退出马额了。
当时的形势是非常紧张的，我们估计到几个条件：（1）游击队刚到两天，农民情绪是高涨了，但土地分配、革命政权的建立、武装组织的从新改造都没有的，农民看到大家围剿，都恐惧起来，怕游击队失败后，他们要遭殃，当晚得到消息后，前区几个堡子的农民都跑了，所以号召农民和游击队共同起来作战还不可能。（2）三原是敌的心腹，必然的要调大兵来包围，乘游击队初到，群众工作还没有建立后，即从四面猛烈进攻，楼底、西原、富平、北区的军事地形是非常坏的，作战是很不利的，如果包围就不容易退出，所以决定向北撤退十里到上芦村吃饭，把敌人的包围绕在一面，再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到上芦村时，农民报告，特务团一千余人，已由北开来，离我们只有二十里了。这时知道敌人是东西南北四面的包围形势了，即由上芦村往西撤到小丘原。离小丘镇八里。小丘民团柴子发，四十余人，战斗力很强，枪械精锐，敌人到后我们到西原了，特务团很快的进占小丘镇，当时我们的骑兵把敌人步哨活捉来一人，知道敌人的士兵情绪低落。因几天的行军疲倦已极，苦于地理不熟悉，不能向敌人以猛攻，乘敌人的纷乱之际，是有充分把握可以击溃的，当时决定既不攻击，即到山口要险子（地名）宿营。这时知道第三支队已离开边区亦到淳化，即向淳化开发，和第三支队接头后，再决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到崖窑村宿营，知三支队已过泾河到礼泉去了，我和政委黄子文同志决定仍回边区，继续执行三支队放弃了的任务，巩固边区。这时边区敌人都开走了，各支部都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我把工作交黄子文同志，离开游击队，回省委报告和决定一切工作。
三原工作
（一）三原的客观条件
1、三原是陕西的第二大城市，过去商业文化比西安都发达。是渭北最大一县，面积很大，土地很好，是陕西军阀混战必争之地。一九二六年三原也被围几个月，最后经过大灾荒，三原最大，三年没有收成，今年收成也是没希望，所以三原的经济破产到极点。城市商业非常衰落，一蹶不振，工业是没有的，只有些小手工业。
2、三原教育过去是很发达的，现在各级镇学校，大部都解散了，只有三原县城内还有两个中学（过去五个），四五个小学，学生也不多。
3、居民中客籍很多，在北乡和西乡一带，大部分是湖北、山东人，都是佃农。
（二）三原的工作现状
1、党的组织，现在是区委，有六个支部，都在武字区、兴字区，党员有七十余人，成份有六七个小学教师和富农、中农，雇农占少数，贫农最多。六十个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发展的。城市中的组织自一九二八年塌台后，再没有建立起来。
2、党的改造。“九·一八”事变前党的工作，完全在老党员的手中，都是些富农。“九·一八”后，省委派巡视员住过一个月，开过一次训练班，提拔了两个贫农同志参加区委工作，书记由农民同志担任（是贫农），工作就开展起来。全区成立农民反日救国会，组织一千余义勇军，都是梭镖，但因为巡视员的富农路线，提出“杨虎城不出关抗日，我们不给出款”的口号之下，阻止农民斗争的深入——分粮以至分地的阶段上去。因政治路线的错误，结果党的彻底改造，终于不可能的。党的领导实际上还是老党员把持操纵，完全不领导群众斗争，号召支部同志掘墓（挖死人古墓），区委分赃，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扫地。区委会、支部都不能经常开，就是开，也不过是形式，支部的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的，党的领导整个成了问题。今年四月，省委决定我去组织渭北特委。我到三原后，首先在区委会中，把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豪绅富农的领导，所造成的一切罪恶给以彻底的检查，最后宣布把区委解散，只留书记和新由北平回来的黄子文同志（农民领袖，现任游击队五支队政委）负责，召集各支书联席会，把区委的一切工作作了详细检查，引起了各支部的讨论，马上由每个支部起，实际讨论每个支部的工作，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分粮，巩固扩大农民联合会组织，准备欢迎游击队的工作，发展新党员。在这几个主要工作中，建立支部工作。在这个斗争中，提拔新的积极干部，从新成立新区委。这样改造的结果，二十天内，提拔了十个积极干部，发动了广泛的分粮斗争，把全区富农地主的粮食没收二百余石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苦力。农民联合会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至一千五百余人，群众斗争情绪是火一样的燃烧起来。在这样的斗争中，支部能起领导作用，常讨论党的策略，支部的同志能积极的参加工作。区委的领导也比较健强起来，支部每次会议区委派人出席，帮助支部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活动分子会、支书联席会每周一次，党内的生活也紧张起来。这次的改造，在短时间内，就得不少的成绩。但在这次的改造中，还有个最严重的弱点，是没有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工作是黄同志一个人的方式，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把新提起来的干部，给个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