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只有主观能动性充分反映了客观现实性，主观同客观才会一致。绝不能从主观上想象：下个命令，要必然性听我们的话，必须首先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才能控制它，利用它。由此可见，主观所以能动，正是由于它正确地认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可能。当这种可能在客观上不存在的时候，那我们的主观就“能动”不了。如果勉强的动，就成了盲动，盲动就造成了被动。被动就是被客观必然性把我们钳制住了，陷入必然性的王国，这样就没有自由。
我们讲思想解放，基本的一条是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主席讲，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值得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学习。钢的指标由二千万吨落到一千三百万吨就证明了这一点，主观设想的太大，没有很好地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必然性来进行分析研究。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勇气负起这个责任，认识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回答问题。回答出问题，就是我们计划工作的胜利。
计划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如主席上次所讲的，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要多谋善断，要留有余地，不打无准备之战，波浪式的前进；同时还提出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搞经济工作的，也是对搞计划工作的同志讲的。事实上也是个批评。
过去我们的水平低，觉悟还不高。从北戴河会议起，主席一面鼓励我们的干劲，另方面同我们的主观片面性作斗争，曾经对我们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对问题缺少研究，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工业。但是，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武昌会议时要我们读两本书；计划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要调整比例关系；革命热情、干劲要和冷静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觉悟得还不够。上海会议也讲工作方法问题，提出有了总路线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总路线是搞不好的。北京会议时又讲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问题，要求大家对问题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然后解决矛盾。我们应当根据主席的指示，要从思想方法上很好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紧张情况的根源，如何改善，这样对于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2．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上，最大的缺点是在计划工作上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这一点，在第一个五年做得不好，一九五八年从现象上来看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从实际上来看，没有贯彻。从计委来说，每次计划的调整变动，时间很紧，来不及和下面一些同志谈一谈（首先是计委内部的同志），对于如何把大家的智慧组织和发挥出来，认识得不够，大量的事情没有看出来。最后难免“寡断”。
同各部的联系也不那么密切，有时找来，就是决定一下。听一听各部计划司的同志的意见，做得不够。这次搞一九六零年计划准备同各部计划司和省市计委挂钩。闭门造车，很难把计划搞得好。
主席曾提出，我们到底有没有经验，到底有没有群众路线？经验不能说没有，但是去年以来丢掉了。
只听正面的话，不听反面的话，只听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注意得不够。从党组来说，我感到对内部对外部在工作方法上是有缺点的。由于这一缺点，使得我们的脑子反映情况不那么充分，矛盾不能明显地暴露出来。搞计划工作，如果没有什么矛盾，就没有文章可作。矛盾是客观存在。
计划工作应该多谋善断。怎样才能多谋，没有大家动脑子想，就谈不到什么多谋。没有多谋，没有暴露出问题就谈不到善断。怎样断法？主席常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计委兼听还不够。凡是同国民经济有关的情况都应该知道。过去对这一点在实践中总是容易忘掉，体会不深。
至于说，计划工作上的一些具体的业务方法，在这一时期也不注意了，什么定额、计算，也不理采了。
3．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而外，基本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比如《矛盾论》、《实践论》等。
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回避矛盾，不那么愿意把矛盾揭开。现在看来，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就是把各方面的矛盾摆开。主席讲，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矛盾，生命就停止了。现在我们搞来搞去，生产中的矛盾很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煤炭问题；基本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木材的问题；钢材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当然钢材的品种问题也很大。要注意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样的主要矛盾。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逐步预见这些矛盾呢？是有可能的。只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客观规律不是不可认识的。
要实践。主席很早就预见到搞三千万吨（钢）不行，搞二千万吨，公布一千八百万吨，但是我们是事后诸葛亮。经过进一步实践之后，才看到各种问题，才退了下来。退，事实上是前进，是压缩空气，达到真正反映客观可能性。落实，因为原来是落空。要密切注意实践。现在看，上半年的“时”不再来，下半年的机不可失。一九五九年已经过去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