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义正辞严，干脆地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什么错误，也让他们自己去讲，用不着我揭发。”尽管他强硬的态度招致了加倍的折磨，但他坚定沉着，宁肯自己受苦，也绝不拿原则去作交易。
1967年初，他给远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大儿子虹生写信：“我们知道你最不放心的是你的父亲。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今后也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
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陌生人挟持，不知去向。在那“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纲纪混乱的年月里，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抄家已是家常便饭，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当权派”、“黑帮”、“走资派”抓走，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将他们拉出去游街、批斗，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当年敌人对付革命者的各种残忍手段，来折磨这些为国家和人民流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做一个“黑帮”家属，同样“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敢问一句，轻则训斥，声色俱厉，重则斗争，戴上一顶高帽子，也会被“打翻在地”，哪里还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亲人？造反派们说这叫“红色恐怖”，“好得很”！在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以2000万烈士的生命为代价，建立起的人民共和国里，共产党自己的老战士、老功臣们却被任意迫害、污辱，而且株连亲友，甚至家破人亡。这是一种什么“革命”呢！
5月6日，就在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高潮中，贾拓夫这位革命41年的老战士，未能幸免于难，被无情地“革”了命。那天中午，贾拓夫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押解着从后门回到家中，他的夫人白茜和小女儿捷华，惊恐地发现他已憔悴不堪。一夜不见，竟然白发满头，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里人不敢多问，心提到了嗓子眼，惴惴不安地照顾他匆匆喝了碗面汤，又被来人带走了。但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在自己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和家人见的最后一次面。没有一句嘱咐的言词，没有一句告别的话语。就这样，他满含忧愤，永远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艰难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和国家！
1967年5月7日是一个凄楚阴暗的日子。浓浓的乌云笼罩着北京，黑沉沉的天低低地压在头顶，叫人喘不过气来，雨淅淅地下个不停，雨水里透着苦涩。这种天气，总是让人害怕，给人不祥的预兆，好像随时都会降临灾难。就在这天的上午，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卧倒在树下的贾拓夫！他已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博，也没有了体温，他的心脏再也不跳动了。
这天下午4点，噩耗传到了白茜耳朵里，她一下子惊呆了，刹那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当她由大女婿宏儒和二女儿晓黎搀拱，冒着冰凉的雨水，跌跌撞撞地赶到离城几十里外的首钢大门时，她没见到一个领导，没有见到能说清情况的人，更没见到一个能说句安慰话的人。母子们茫然地站在阴雨里，凄苦地等到天黑，也没能见到自己亲人的遗容。人家只是冷冷地扔下一句话：“遗体己运走，再等也没用，回家去吧！”回家？什么是家？那个暂时栖身的小院子，还能叫个家吗？贾拓夫曾给全家的合影题诗曰：“两小奇逢心互印，忽间成就一家人”。30年风雨同舟，一日间人去室空，这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相依为命的伴侣，屡经坎坷但仍生龙活虎的老伴，难道就这样突然间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简直不敢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十几天以后，在白茜和子女们的一再坚持下，才获准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了自己饱受摧残的亲人。白茜，这位坚强的女性，毕竟是在革命风雨中锤炼了30多年的老红军战士。此刻，她冷峻镇定，忍住泪水，未发一言，只是细细地抚摸着丈夫冰冷的肌体，默默地作最后的告别。她和孩子们看到，贾拓夫的额头上、眼眶下有深深的凹坑，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伤痕，他半睁着眼，张着嘴，那愤怒、疑惑的表情分明是告诉人们：我有许多话要说！我死不瞑目！孩子们在母亲的感召下也都强压悲痛，抹去泪花，向父亲告别。坚强的母亲和孩子们在亲人的遗体前暗暗发誓：我们一定坚持下去，为您昭雪；我们会坚强地循着您走过的路走下去，一定争这口气，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此后，贾拓夫的亲人们，像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无法言传的磨难。他们置社会的歧视、迫害于不顾，始终顽强地进行抗争，坚持不懈地奔走申辩。整整过了4698天，终于迎来了为贾拓夫彻底平反昭雪的一天！令人万分悲恸和遗憾的是，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人们无法面对贾拓夫的骨灰来告慰英灵，因为早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里，他的骨灰已被丢失，不知埋藏在哪里，至今无处寻觅。尽管这使人想起来就愤慨，就痛苦，但是天涯处处有芳草，他毕竟又回到了他热恋的这片黄土地上。这时的祖国大地已是一片翠绿，又充满了盎然生机。
1979年5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对贾拓夫作出郑重复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