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综合利用过杂，社会负担过重等10大方面。对于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观方面，提出了5条重要原因：第一，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未能同电厂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犯有脱离实际的急躁病；第二，思想上的主观片面，给作风上带来了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第三，对群众路线未能全面正确理解，形成了“突击工作经常化，经常工作突击化”；第四，忽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不充分注意听取反面意见；第五，没有将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很好地统一起来。这些中肯的分析，使同志们对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大会开得十分成功。这次党代会使全厂群众意气风发，使全厂工作走在全市和本行业的前列。从抚顺发电厂这样一个局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贾拓夫对经济工作、对大跃进中的客观问题，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问题还在于，他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被贬黜下放到基层的情况下，做出这些成绩的。这不能不使人由衷地钦佩他坚定的党性和忠贞坦荡的胸怀。当时任抚顺发电厂党委书记的魏敏在回忆时讲：“得知他被贬下放电厂的消息后，我对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竟然下来担任厂长，内心感到惊讶，好像直接感受到他那沉重而抑郁的心情。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刚一到电厂，头一件事就是找我们党委领导成员，询问了解3年跃进期间的电厂情况和职工生活的困难，不辞辛劳地挨家挨户访问，进行实地调查。每到一处，都谈笑风生，他是那样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开朗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意气风发的坚定信念。”而当他离开后，“电厂的广大干部职工都深深地怀念着他。每当回忆起贾拓夫同志被下放期间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气节，无不充满深沉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崇敬，都称赞他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实干家，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好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楷模。”
贾拓夫自己也十分珍惜和留恋在抚顺的时光。他曾深情地说过：“在下面过得很充实，身心兼得，收获颇多。”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右倾”问题风一吹，贾拓夫也被平反了。同年夏天，组织上调他回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对他说：“电厂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以不去了。先到各地走走、看看，增加些感受，准备接受新的工作。”贾拓夫惋惜地说：“我下去两年才上了二年级，连初小还没有毕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