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他乡相伴甚笃，小李还作了贾拓夫的义子，一时传为佳话。这位忠厚可爱的小伙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株连，遭到迫害，下放三线。他贫病交加，不幸患上癌症，在1980年参加了贾拓夫的追悼会，见到义父平反昭雪后，不久便告别了人世。至今两家人仍像亲戚一样，来往甚密。
既然贾拓夫没带有“赎罪”的感觉，也没有因受到错误处理而抱怨不已、消极懈怠，而是以一种革命者四海为家，到哪里都要工作、奋斗的姿态下去的，当然也就不把电厂当作“桃花源”，自己不作陶渊明了。相反，他怀着一如既往的赤诚，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朝气、勇气和锐气，继续迈着他坚实有力的步伐。
到抚顺电厂工作不久，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了一首诗，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共产党人的气节和豪情溢于言表，掷地有声。
当时，抚顺发电厂正处在连续3年跃进，又逢3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刻。电厂长期超负荷运转，设备严重失修，全厂19台锅炉中半数带病运转，到处“跑冒滴漏”；电器设备绝缘老化，事故频频发生，工人们说这是“杀鸡取卵”。这个厂是有40余年历史的老厂，本来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系统的规章制度，但在大跃进中大多被破坏，正常秩序被打乱，无章可循，制度不灵，全靠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三天革个命”、“一天革个命”，整日苦战，天天突击，企业管理陷入“松、散、乱”。场区内粉尘没胫，积灰盈尺，像是今天干了明天就不干了一样。工人们经3年苦战，又遇严重荒年，吃不饱肚子，体质普遍下降，疲惫不堪，大约40%的人不同程度地得了浮肿病……但当时还处在持续跃进的浪潮之中，反右倾运动余波未尽，一般人噤若寒蝉，绝对不敢讲真话。
贾拓夫到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党委和各级领导同志，详细询问电厂3年的跃进情况和了解职工生活中的困难。他还挨家挨户访问干部、职工，到他们家里实地察访；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意见和要求；深入生产第一线，与工人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他对电厂的政治、生产、行政、财务等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对电厂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对于一个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他首先直言不讳地提出：“现在不是要提倡继续大跃进，而是应当休整；不是还要动员工人群众苦干，而是应当让他们坐下来总结前一段工作。”他大胆而坦率地说：“我们再不能搞这种大跃进了，再这样干下去，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何以向后人交待？真是不得了呀！”
他感到思想认识是第一位的，就以实事求是、讲真话作为突破口，用来扭转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1960年，电厂曾不顾生产实际和经济效果，贸然调许多老工人和技术骨干，用1.2万多个工作日，投放90多吨钢材和120吨水泥，建了一座与电厂毫不相干的炼油炉，谓之“大搞技术革命”。结果脱离实际，成了一堆废物，浪费了几十万元资金。看到这种情况，贾拓夫十分痛心。当时也有不少人对此有反感，干部、工人情绪很大，但无人敢阻挡这种跃进潮流之下的种种做法。贾拓夫则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他到厂时此事木已成舟）：“电厂不抓安全、经济发电，去搞那些无关的所谓技术革命，是不务正业。这样下去，劳民伤财，顾此失彼，要坚决停下来。”
那年，修配分厂在跃进比武时，提出要在当年增创产值1亿元。对这个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生产规模的分厂来说，根本办不到，但谁也不敢公开表示怀疑。贾拓夫了解这个情况后，极其严肃地批评说：“这完全是浮夸性质的错误。”他用这个事例告诫电厂干部：“问题不在某几个干部，但要很好地吸取这个教训，克服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毛病。”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电厂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些年来已有些‘荒芜’了。如果对已有的教训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很难看到贯彻调整方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想要改变电厂的局面那是相当困难的。”他的肺腑之言，对大家有深刻的启发和教益。
他也常常启发工人说真话。当时生活困难，很多人吃不饱。一次，贾拓夫和锅炉分厂的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吃午饭。他关心地问大家：“你们吃饱了没有啊？”工人们不敢正面回答，都说“吃饱了”。贾拓夫听后笑笑，摇着头说：“我看没有吃饱吧？没吃饱就是没吃饱，要讲真话嘛！”工人们会心地笑了，有的说：“还是贾厂长敢讲真话。”他就是这样，和大家一起创造了敢于面对现实、敢讲真话，从而勇敢地去解决问题的气氛。
通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需要改进，这就必须对实际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糊涂认识予以澄清。那时，由于“左”的影响，党委制不健全，突出表现在党委包揽一切，大小事务都要党委开会决定，影响了行政领导和各层干部的积极性，也妨碍了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贾拓夫耐心地和党委成员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党委领导工作方法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