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治组织原则问题，明明知道了，不向中央报告怎么行呢？但是如果讲了，对老总会怎样？贾拓夫深知他是不反主席的，他是好同志。讲了，又要追究为什么会对你讲这种话？不是有人在说是计委给彭总提供材料的吗？这不是要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化吗？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毛主席点到了1937年陕西省委不听延安的，这不是事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没有过这种结论呀！事隔20年，怎么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一贯“不合作”？是不是意味着也要清算几十年的历史？
自己为党工作30多年了，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松懈过，即使身陷囹圄，打入死牢，也没有动摇过信念，今天怎么会陷入如此绝境呢？真是天地良心，谁人知我啊！30多年来，多少坎坷蹉跎，多少艰难困苦，多少复杂曲折都过来了，今天在和平建设时期竟然会这样难！该怎么往前走？怎么往下过呢？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处境，从来没有这样的痛苦和困惑，从来没有这样的矛盾和混乱。他理不出思路，想不清问题。上山前和上山时那种宽舒，那种拨开乌云见晴日，那种奋斗而后得正果的自信和轻松，已经荡然无存。他几乎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后人们也许不能理解，这些久经沙场，几十年历经艰苦卓绝，各种人间困难都经历过了的老共产党人、老革命者，怎么会这样想不开？然而，“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当你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站在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呕心沥血一辈子而又不为自己的党所承认，还要指责你“反党”的人的处境中，你又怎么能想得开呢？他们一生忠贞而遭冤屈，你又怎么能理解呢？当整个党和人民后来终于理解了他们，承认了他们时，他们早已含冤饮悲于九泉之下了，他们自己终于没有能看到这一天，你又怎么去宽慰他们呢？
我们只能说，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事物发展本来就是曲折的。人们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总是必定有个反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看法、做法以至彼此之间的摩擦、碰撞和斗争，也就从来不可避免。多数人压倒了少数人，但未必正确；少数人往往握有真理，但常常失败；或者多数人正确，但未能扭过权威者；权威者有时偏执失误，又造成引导上的错误或方向上的偏差，等等。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并不奇怪。因此，历史上悲剧不断发生，也就是必然的了。正因为如此，人生从来都很艰难的，不管你是普通的社会成员，还是高层次的骨干、精英，哪怕是领袖人物，也都会有曲折、挫折、委曲和失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规律，反正事实上都是如此。但不论怎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社会也就是在这种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中进步的。前人的挫折，会给后人带来成功；前人的苦斗，会给后人带来乐果；前人的悲剧，会给后人带来收获。只要人们不忘却前人和他们的经验，不简单地重复他们的哀乐，而是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使生活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展开，世界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是这样来看待人生，对待挫折，对待贾拓夫们的过去，对待他们的贡献，恐怕比后来给他们平反昭雪更能使他们欣慰，也才算真正理解和承认了他们。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和情感再回到贾拓夫当时所经历的悲剧中去，看看他是怎样继续自己的角色的。
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上批判了彭德怀后，紧接着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分三个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并于8月7日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抓鼓干劲，反右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还把这场斗争提高到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引伸为党内的阶级斗争。于是，庐山会上这场突然发生的斗争，终于升级到了可怕的程度。
不仅在庐山的中央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而且随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发表，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倾”斗争。本来拟议中要纠“左”的会议，被转而发动成了一场全面的反右倾运动。而且根据毛泽东的总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庐山的这场斗争，没能把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毛泽东主席自己开始讲过的，刘少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那份总结经验、纠正偏差、解决问题的《纪要》终于也流了产。不仅如此，实际的影响反而推波助澜、更加剧了经济建设的困难的程度，致使1959年开始的3年自然灾害给中国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困难。而且，由于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把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后来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国更加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