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的，正面的，反面的都要总结。第一个五年总体上是好的，缺点是保守了一点。从大跃进来看，政治挂帅、群众路线这些方面，苏联不如我们，但管理经验、技术物质条件，苏联比我们多。客观地总结是有益的。
第二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今年计划大起大落，主要是综合平衡工作做得不够，计委要负责。不能因为事物的规律是不平衡，就忽视平衡。不平衡要认识，主动去平衡；发展了，突破了，再去新的平衡，不断往复，不断发展。这也是规律。要平衡就要综合。如何搞好平衡？总结起来有六条，叫作一、二、三、四、五、六。一就是一盘棋，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套，全国一盘棋；二就是两条腿，建设与生活、积累与消费要兼顾，两条腿走路；三就是三结合，即政治、经济、技术三者要结合，大中小要结合，以大为主，主力军、地方兵团、游击队结合起来；四就是四全面，即多、快、好、省四点要全面安排，不能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把总路线拦腰斩断；五就是五并举，即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五个并举有个计划比例问题，要在计划安排中体现出来；六就是六方面，即工、农、兵、学、商、交（通）都不能少，要按比例综合平衡。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要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地点（地区）上把上述六个方面都安排到，这就是条件。唯条件论不对，无条件论当然也不对，应该是条件论。
第三，贯彻群众路线。没有群众路线，不能搞好综合平衡，也不可能做到千方百计，不可能有充分的措施保证。同时，没有集中领导、统一计划，群众路线也贯彻不好。
第四，必需的规章制度。要有章法、程序、制度和口径，计划要有统一的口径。人、财、商、劳、物的管理关系和制度也要相应调整。
按照这些条条，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来几个反复，争取把来年计划一步安排落实。当年是一步一步地落实，造成了许多被动。
贾拓夫在山西干部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都认为讲得实在，讲得精辟，深受启发，很有帮助。可以看出，贾拓夫是从积极工作、极端负责任的角度，十分注意实际和理论的联系，也十分动脑筋的。他并没有因为中央批准了调整方案，证明自己的思想对头而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而是为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力图把工作做得更好。
也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他才同意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做调整指标后的学习心得报告的。不了解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继续跃进的实际情况，也许你会觉得这些讲话并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客观地想想，四五十年前，我国在长期落后、支离破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才仅仅搞了8年，对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还没有什么成熟经验；想想当时从党中央的领导层到下面的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怎样一种狂热和盲目；想想当时党内外对共产党，特别对毛主席是怎样一种拥护，甚至是迷信，而将不顺应潮流的观点提出来，会冒什么样的风险，就会感觉到贾拓夫这些观点的分量了。其实，这两个讲话，再加上他4月、5月两次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正是他实践中经过学习思考提炼出的结晶，是他对经济工作、计划工作思想的集中反映。现在看来，仍然是闪光的，因此而批判他则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
现在回到上一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贾拓夫是不是一个失败者？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对贾拓夫的平反昭雪等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在1959年的当时，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一年，虽然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的运动中过去了，钢产量勉强完成了1340万吨，其他指标完成得也大体像当时国家计委和贾拓夫他们预计的情况相差不多。历史和事实终究是公正的！
既然提到历史和事实，有必要再说几句。大跃进，特别是在热昏的空气下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确给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过头看，如果不是大跃进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而是科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未必能逐渐冷静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济建设有其自有的规律，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单凭美好的愿望和狂热的干劲是不能一蹴而就地建成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使中国重新和进一步认识国情，认识规律，认识科学。如果没有它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找到立国强国之路，怕也是不容易的。
庐山会议以悲剧结束，其主导的方面是错误的。然而，会议前一阶段所酝酿的问题，所研究要纠正的偏差、失误，所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任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