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赵家梁还是劝阻他不写为好，然而贾拓夫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从他在成都会议后计委党组整风务虚会上的几次发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他谈到：“成都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这点过去是盲目的，不自觉的。集中起来，一是速度问题，二是群众问题。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要快，就有群众问题，这一点过去是不明确的。”
“我思想上对农业问题注意了。农业上不去，对工业，尤其对轻工业有影响，对市场安排、财政、外汇等都有影响，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但对农业速度能上去多快，不曾全面摸清。我是从第一个五年的实际情况来估算第二个五年的农业，总觉得第二个五年头两年不易上去很多，整个速度快不了，没有认识到农业能来个大跃进，还是估计不足。”
“中央与地方。我过去的想法是重工业大部分中央搞，轻工业大部分地方搞。对下放企业也是先放小的，后放大的，走着看。而对中央与地方分工是高速度发展不可分割的一条，本质上认识不清。主要是觉得重工业技术高，资金多，难搞，需要适当集中力量，有点神秘化。”
“大中小的问题。我认为重工业还是搞大一点好，小的怕不行，技术、质量、成本都会有问题。轻工业多数搞中小的，但也不是从速度方面，而是从原料供应、产品销售方面接触的。最近期间，我才感觉到中小是个路线问题，速度问题。”
“建设与生活。劳动工资，我在中财委管过一段，觉得问题并不简单，我怀疑搞得多了有问题。劳动工资总觉得要搞上去容易，要搞下来困难。建设幅度大，生产增长快，人多了，生活问题也多。”
“我感到人口问题是个大问题，影响到方方面面。要控制人口，对节育有兴趣，也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
“对生产潜力估计不足，过去主要是考虑设备技术方面，但对人的因素方面估计很不够。”
“基本建设。1956年战线较长，搞得很紧张。后来从财政、物资、外汇诸方面的平衡，市场商品与购买力的平衡算了一下，觉得有问题，需要休整（调整）。1957年削了一下，虽然必要，也是像有的同志讲的，‘削得血淋淋的’。我当时对个别同志说过：是有些‘倒行逆施’。从那时我就扭转了思想，认为稳当一点，四平八稳，能避免血肉模糊、倒行逆施，只是站在有进无退的基础上。这一点看得多了，对形势估计不足。”
“1957年计划编制时，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法搞平衡。各部提出的指标，我没那个魄力，和各部关系也搞得紧张。”
“我作风上有事务主义，思想方法上有经验主义。天天忙，忙些枝枝节节，忙着多呀少呀的问题，没有考虑思想、理论问题，更没有考虑政治路线问题。觉得地方和各部提出的指标，都有它的局限性，计委机关就是搞综合平衡的，平衡了才真的知道是多或是少，所以也心安理得地天天忙于多呀少呀的平衡上面。”
“十大关系，每个关系处理都关系到速度问题。过去我对于这些关系里面的积极因素看得不够，消极因素看得多了，脑子里装了一些矛盾，有一些考虑，但是枝节的、零碎的。……现在看到抓了政治，抓了群众路线，就是提纲挈领，把枝枝节节都解决了。我看我的本质问题是对速度的看法，根子是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
看得出来，贾拓夫是在尽量地按照总路线精神，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认识。但是，他摆脱不了对那些实际矛盾引起的思考。比如，在同样的整风务虚会上，他还谈到：
“保证重点本身并不错，不保证，没有纲也不行。但是太过分，太突出了也会有问题。”
“1953年开始搞计划时，强调学习苏联的、反对英美的，这是对的。但是，英美的也并不全是错的，也有一部分是对的（按：当时能这样提问题，是够大胆的）。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工农业并举，大中小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等都与苏联不同，但苏联也有好的东西。……十大关系本质上反对教条主义的。”
“过去计划编制自上而下，有神秘化。现在计划工作走群众路线，也需要综合平衡。”
“对一个问题来说，没认识之前，怀疑是必要的，怀疑就是思考，就是想一想。”
“有争论是好的，这种气氛好。争论要展开，就事论事，技术性的，有时也是政治性的。政治观点与业务观点要结合起来看。”
“教条主义首先还不在于表格、指标的多或少，首先是在于对国情合不合适，不切实际就不对；切合实际的，即使照搬照抄，也是对的。”
“一切问题决定于我们下去，在实践中解决怎么搞法。”
贾拓夫在计委党组扩大会上还提出：“在当前这样一个情况下，计划工作怎么办？总路线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计划工作上？可不可以搞一个计划工作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否应该包括以下12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