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了三大差别（指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能够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在这一代人手上实现。“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甚至“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处处可见。一些老共产党人也极度兴奋地以为，他们能够活着见到共产主义的到来……。
在这种热涨的空气下，什么经济基础，什么科学分析，什么客观规律，都统统不在话下。“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提出了；小麦亩产两千斤、7千斤、13万斤，一直到水稻亩产30万斤、番薯亩产100万斤的“卫星”很快放出来了；一个山梨20多斤，一根大葱3斤6两，一粒蚕豆7两多，一头母猪共下了200多只猪仔，一只鸡两个钟头就下8个大鸡蛋……“奇迹”一批批地涌现。人们已经在担心：粮食这么多，吃不了怎么办？
问题不在于群众的狂热，人们要求迅速改变落后的愿望是真诚的，他们为之而拼命苦干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在于指导他们的方针和政策。在大跃进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了错误，违背了客观规律，搞起主观主义的高指标，随之又刮起了一股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
本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确已创造了奇迹般的伟业。1957年，在经过调整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已比较协调，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实现了钢产量535万吨，粮食产量达3700亿斤以上。这充分证明中国有可能比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也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同时也为今后更快一些地发展打下了基础。问题在于，新中国的航船，毕竟是行驶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经济条件下，什么叫更快？快的基础是什么？怎样发展才能更快？快的规律是什么？快到什么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稳妥的？很可惜，这些问题没有被最高决策人所重视。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刺激下，毛泽东主席又站到第一线，把工业生产大跃进推向新高潮。原来，国家经委向国务院的建议中把1958年钢产量指标定为624万吨，生铁定为732万吨，钢材定为482万吨，分别比1957年增长19.2%、24.9%和13.1%。即使按当时的标准，这也已经是大跃进了。但毛泽东为各地各行业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对党、对领袖的狂热拥护所感动，想到农业可以创造奇迹，为什么工业不能大搞群众运动，也创造出奇迹来？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人们都认为大好形势来了。毛主席问当时的冶金部负责人：“形势要发展，钢能搞多少？翻一番怎么样？”回答：“行，可以考虑。”毛主席考虑到推动工业的大跃进，考虑到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标志，原来的计划不行，在会议上把钢铁生产作为全党第一位的大事提到大家面前。他说：“……钢由1957年的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北戴河会议上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且召开各省书记会议，下达任务，公开宣布。就当时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等基础能力而言，这个指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但是，毛泽东下了那么大决心，又进行了发动，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力和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全党动手，大办钢铁。在那种气氛下，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说出的。况且，谁也没有经验，奇迹或许会发生？反“反冒进”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谁又愿意去当右派呢？
北戴河会议后，“钢铁元帅”正式升帐。全国一下子动员起几千万人，日夜苦战，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大炼钢铁）。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也进入了最高峰。
这个时期的贾拓夫却始终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没有人云亦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简单地盲目相信或反对。他需要实际地调查，需要清醒地思考，需要搞清楚并回答什么行？为什么行？什么不行？又为什么不行？这一年多，他仍在紧张的工作中做了许多调查，想了很多问题。从1958年3月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的500多天时间里，他只有16天因病住院休息了两次，300多天忙于计委的日常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了120多次计委的党组会、汇报会、中央财经小组会，协助李富春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国的计划工作会议。此外，用了180多天外出考察和调查研究，以及参加中央在北戴河、北京、上海、庐山的会议和两次赴兰州参加西北协作区委员会的会议。先后到过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天津、上海等地，行程不下万里。
随着工农业跃进声势日高，计划工作面临的矛盾和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他到各地看到的实际情况越多，心中的疑虑也渐浓。他是认真的。他感到群众的热情真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