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西安市军管会两个月工作综合报告》中，接录一点内容：
接管工作总结中写到：“西安五月二十日解放，军管会领导机关二十三日人城，翌日宣告军管会成立；二十六日起陆续公告成立市府、警司、法院、银行等。接管人员三千五百人至二十七日到齐，随即陆续出发进行接管。费时一月左右，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了复工、复业、复课及必要的改革、清查与整顿等管理工作。”
综合报告中写到：“接管与工作……进行过程一般较顺利，政策上也未出大岔子（但小毛病不少），被接管单位，虽有先接后管、先管后接或接管并进之分，但一般均较迅速地达到复工、复业、复课，并开始了某些改革，生长着某些新的气象。这次接管的经验证明，事前的准备很有必要。由于我们在延安时曾对接管对象的分工及方法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具体准备，就使我们能在接管中争取到相当主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混乱或错误。”
贾拓夫在综合报告中，分别总结了接管与恢复工作、肃特清匪与治安工作、金融贸易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工作、支前及一般市政工作的情况。值得一说的是，这两份材料中，虽然反映出西安市接管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通篇没有一句歌功颂德的形容词和虚词，却严肃、诚恳地专题写了两个月工作的检讨，指出：领导方面虽执行了党的政策，未发现大的错误，工作方针证明也是对的，但由于对具体工作应如何去做，思想和业务准备不够，需在入城后紧张复杂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摸索与解决，对全盘工作抓得不紧，发生了顾此失彼、茫无头绪及某些无政府无组织现象，暴露出思想领导不够，组织工作不强的问题；思想状况方面，存在着关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发动依靠不够。并指出这与一部分解放区干部由农村转入城市工作，一部分地下党员由秘密状态转入公开环境这两个转变相联系。“应当承认，我们的管理能力和经验确实不够，党外人士批评我们‘会管军不会管政，生活朴素，业务生疏’，是有道理的。”总结中诚恳提出“要善于团结有技术、有经验、有能力的各种旧人员，并善于向他们学习，逐渐求得解决”。
我们引用这些内容，并不意味着西安城市接管工作做得不好。事实上，西安的接管是相当成功的。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预期的目标，顺利实现了政权更迭，各方面工作很快奠定了基础，而且，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道路，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仅举一例就能说明问题：当时，为彻底消灭胡宗南军队，人民解放军杨得志、周士第兵团需开赴前线，要求5天之内筹集5万袋面粉。由于西安各方面工作进展较好，3天就完成了任务。两个月支前20万袋军面、军粮及弹药，按时组织铁路运达预定地点；电讯、邮政基本上没有停断过，电厂在西安解放的第3天就开始供电，大华纱厂和铁路运输等重要行业也都在20天左右完全恢复生产，仅用2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打下了步入正规运转的基础。我们想说的是，贾拓夫在军管两个月的总结里，没有报喜不报忧，不是做官样文章，而是实事求是，从工作出发，全面地总结经验和不足，这正体现了他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忠诚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革命精神。他们不好大喜功，不文过饰非，不固步自封。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保证了党的事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无往不前，不断胜利。贾拓夫也正是始终坚持着这些基本品质，所以，他本人在各种工作中和各种环境下，都能胜任，都得到承认和好评。现在回想起来，人们多么希望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们能永远保持战争时期及共和国初建时期那种精神风貌啊！
叙述这段工作时还应该提到，由于贺龙主任不久即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另外两位副主任赵寿山、甘泗淇又都在前总工作，因此西安军管会的工作基本上全是由贾拓夫主持进行的。他还担负着西安市党政领导机关的组建和西北财经工作方面的重要任务，担子实在不轻。而贾拓夫身边的秘书处，除任秘书长的常黎夫和副秘书长的杨晓初外，只有秘书10多人，人员非常精干，工作机动灵活。据常黎夫回忆，他和贾拓夫经常是晚上写文件，常先睡一会儿贾先写，下半夜三四点钟时贾去睡，常起来接着写，天亮后拿着稿子去做报告，或送西北局审议。他们从未感到过疲倦，而且还充满豪情和愉快。
在两个月接管西安工作初战成功的时候，贾拓夫及时向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提出：下一阶段西安市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用全力恢复与发展公私生产，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难民、游民及失业者转业、就业或向农村疏散，以增加生产，减少消费，求得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安定民生，其他……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就业这一中心环节，相互配合进行，不可孤立进行。”他认为：“这是牵连最广并带有根本性质的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