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的小河村会议（即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全面战略反攻的宏伟计划，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胜利曙光，立时展现在眼前。了解了全局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种豁然开朗、无比振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气魄和力量；感受到千百万革命军民几十年奋斗牺牲所换来的成果，也感受到自己20多年来腥风血雨、坎坷拼搏所得到的“补偿”。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长期艰险斗争的人，是难以体味他们那时的心情的，再高明的手笔也无法用语言文字来确切表达他们那时的振奋不已的气贯长虹的心境。决战和必胜激励着他们，面对即将获得的扭转历史的胜利，激发出他们更加巨大的斗争热情。以前经历的任何艰难险阻，任何挫折和成功，都不能与将要得到的胜利相比。以前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变得完全必要和不在话下了。全力参加最后的一搏，不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与这最后的斗争紧紧连在一起，即使再付出任何代价，也都在所不惜！这时的激动，这时的跃跃欲试，已变得不可抑制。这大抵就是这一代斗争的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一种豪迈，一种特殊的激情，以致于当这最后的胜利真正摆在他们眼前，完全崭新的局面和任务又出现时，他们反而会更加冷静，更加沉着，更加平和稳重。在中国革命面临最后决战的前夕，贾拓夫带着这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振奋，继续投入自己的特殊的战斗行列。
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通过层层封锁线，到达河北石家庄市，参加华北、华东、西北三个解放区统一的财经会议。董必武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为迎接迅速到来的进入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局面而召开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部署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各项准备。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于贾拓夫的工作更直接，更具体。他理解到，战争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激烈地进行着，财经战线的任务越来越重，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接管城市，实现转变，不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到来的，而是随着战争的胜利进行，很快就会接踵而至。对财经战线同样也增加了过去不熟悉的城市工作的新课题，新困难。这就要求他和财经战线的同志们不能只停留在激动和振奋之中，而需要更冷静、更实际地思考，需要更有预见地去准备，把眼前的艰巨任务和未来更艰巨的任务结合起来去努力。于是，贾拓夫利用在石家庄的有限的会议间隙，夜以继日地调查和收集了许多接管石家庄城市的经验和文告，开始研究今后的工作，为以后解放西北，接管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做思想上、方针政策上的准备。会议开了一段后，贾拓夫到平山县西柏坡，尔后返回陕北。他还交待同去开会的郑戈垣等留下来，继续收集接管城市的各种资料。
随着外线作战的大规模展开，西北战场也取得了节节胜利。蒋介石、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被彻底粉碎。1948年3月，延安光复，重新回到人民的手里。毛泽东主席的预言提前实现了，革命军民又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但是，一年多来，“胡祸”给边区造成的破坏，使边区本来就薄弱的经济底子遭到严重打击。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贾拓夫领导边区财经战线的全体同志，充分利用前线不断胜利的有利形势，鼓舞和放手发动群众，全力发展经济。至1948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恢复，有些人们需要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还超过了“胡祸”以前的水平。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历史性报告，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胜利和迎接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同时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七届二中全会后，贾拓夫并没有因边区经济的恢复和总胜利的即将到来而有丝毫松弛，相反，他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更满了。除组织财经方面的日常工作外，他白天忙于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他要求财经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同志，把这一学习当作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务求深刻领会。他认识到，这个报告是进入城市，接管政权的过程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及纲领，若不在思想上搞清楚，搞懂，就无法适应新局面，而真正搞懂，适应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可以的。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长期在农村和战场上奋斗，一下子得到全国政权，从革命党一下子变成执政党，面临着复杂得多的新情况，许多新的问题将是过去几十年未曾遇到过和处理过的。这个转折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正如斯大林所说“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
贾拓夫为人做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