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会后，责成贾拓夫负责将会议内容整理成文件。这个文件报中央后，经毛主席修改定稿，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将该文件用西北局名义下发，即《西北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对陕西党贯彻16字方针，巩固党的组织，保存骨干力量，坚持长期斗争，避免再次遭受敌人的大规模破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以当时高岗任西北局书记为由，把这个“决定”诬蔑为“高岗黑西北局的黑指示”，完全加以否定，真是荒谬之极！
这里，我们加一个小插曲：陕西省委到云阳后不久，贾拓夫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咳嗽得很厉害，人也变得枯黄清瘦。他曾借工作之机，以商人身份到西安找医生看病。这位医生要他注意营养和休息，还挖苦说：“贾老板，做生意赚钱不要搭上命，身外之物，再多何益？”还预言他最多还能活一年。贾拓夫一语双关地说：“我的家事大，这生意就是拼了命，也得做下去呀！赚的东西对我是身外之物，对大家可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有什么办法？”贾拓夫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同志们见他总是尽心竭力地拼命干，既心疼，又倍受鼓舞。当时，机关里条件差，没有小灶，他和大家一样吃，一样喝，只是给自己多加了一条：大量吃蒜，多吃“洋柿子”（番茄），居然挺了过来。一年后，他又去看那个医生，不料这位医生自己却因患肺结核而先行去世了。贾拓夫后来风趣地说：“大蒜消炎，鲜柿子就是维生素，再加上工作疗法，比那位医生高明得多。你们看，我好了，他倒先去了。”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严酷的环境下，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领导陕西国统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贾拓夫作为省委书记，一直参与领导陕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时他还不到30岁，虽然在极端复杂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这些斗争和成绩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初几年，整个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整体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陕西地处陕北根据地的近边，是“西安事变”发生和促成统一战线的有重要影响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本营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又是国民党制造摩擦、封锁围剿、打击抗日力量的重点区域。所以，这个侧面，这个组成部分，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以贾拓夫等同志为首的陕西省委和集体领导，团结一致，带领陕西广大党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对整个抗日斗争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
然而，对陕西省委的工作，那位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善于在内部制造矛盾、挑起斗争并借以整人的康生，在延安整风时，竟然把陕西党诬蔑为“假党”，诬蔑为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红旗党”。
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贾拓夫、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以雄辩的事实，坚决顶住了对陕西党组织的诬蔑，维护了党的组织，保护了一大批同志，使康生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应当说，这是贾拓夫等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对党的事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所做的又一个贡献。
但是，事情并没有随整风结束而彻底过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再次祭起整人的“法宝”，重翻以前的旧账，给毛泽东主席“对事也要对人”的方略提供“炮弹”。因为1959年，贾拓夫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时，对大跃进、高指标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能综合平衡等问题，提出了意见，被认为是站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边，也被列入受批判的行列。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列举彭、张等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时，曾提到“那个时期，陕西党也不听我的，听王明的。”显然是在点贾拓夫，也是既要对事，又要对人，既说现在，也要说历史的。
对于陕西党组织的这一段历史，过去从未当作一个正式问题而认真进行过调查，也未作出过正式结论，应当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题目。但是，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如何客观地对待人和事，使之更加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至今仍是经常遇到的问题。
1936年底恢复的陕西省委，是党中央批准和任命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中共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领导人都亲自指导过工作，省委在驻地云阳镇有单独的电台，向中央直接汇报和取得指示。而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并不领导陕西省委，在这方面，组织关系是十分清楚的。贾拓夫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从未与王明共过事，也未受其领导过。至于王明曾路过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讲过话，和贾拓夫有过接触，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怎么能作为陕西省委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依据呢？
1937年的一段时间里，省委公开组织的活动多一些，主要是为了利用统一战线，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