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三种说法，哪一种最合理呢？最有发言权的理应是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最主要的领导人，特别是朱德、陈毅、彭德怀三人，他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1962年6月，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1937年，彭德怀在《八路军怎样作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9年，陈毅在《论游击战争》一文中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还有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肖克、何长工等老同志，他们也在回忆中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和概括的。
第五：“朱德扁担”故事的争论
朱德在井冈山和干部战士一起挑粮的故事，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就在革命根据地内广为传诵。1949年后，当年，朱德军长的通信员朱良才在《星火燎原》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朱德的扁担》的文章，这个故事从此传遍了天下。随后，根据朱良才的文章还改编成短文编入小学《语文》教材。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展出了凭此文复制的革命文物。当年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看到朱良才发表的《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后，他作为这个故事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在《文史通讯》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撰文指出，朱良才的回忆文章，以及根据此文所编写的教科书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革命文物，同事实有不少出入。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的具体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宁冈、遂川、永新等4县交界处，方圆有550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在1928年10月，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当时红四军司令部及直属机关、部队驻在宁冈县的桃寮村，干部和战士们听到消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已经年过40的朱德军长也兴奋地提出要亲自挑粮。大家考虑到他工作忙，都劝他不必去了，他却说：“我身体好，军事工作可以早晚安排时间处理，挑粮不能不去。”由于大家踊跃参加，一时挑运工具奇缺。朱德便让军需处长范树德给他做一根扁担，范树德后来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朱德亲自挑粮，这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挑粮的路线，是由军部驻地桃寮村，到山下宁冈县以东的柏露村，往返六十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更应少挑一点，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有的老战士还编了快板：“朱军长挑粮过黄洋 ，毛委员在茨坪昼夜操劳，全军团结齐心革命，胜利在望必定牢靠。”
范树德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1：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与事实不符，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2：朱德挑粮的路线与实事不符，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3：挑粮重量与事实不符，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一百斤)，而实际上，是四十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自己过去回忆中的一些错误，文中说：“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第六：“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吗？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不是；一种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