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统辖军委和特委（地方党部），领导湘赣边界的割据斗争。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对井冈山的斗争指导也有失当之处。如中央巡视员曾传达“中央决定四军应尽量在赣西与湘南发展”，割据湘粤大道，而且“坚决反对‘四军’向赣南去的战略”；在1929年的二月来信中，中央甚至“决定朱、毛两同志”脱离部队，“速来中央”等。毛泽东后来明确而直率地指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造成了“悲观的论调”。“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中央从湘南“八月失败”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实行了正确的指导。
中共中央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予以关注和指导，而且充分肯定朱毛红军的经验，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并通过党内文件指示和党的刊物向全国各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
中共中央在1928年的六月指示信中，称赞朱毛红军数月来“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自你们的军队占据永新、宁冈后，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你们的队伍几月来都是在三省枢纽内屡进屡退”，“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1928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提到“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而使井冈山的斗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党中央刊物《红旗》在1929年初出版的一篇文章中，称赞“朱毛所领导的农民游击队，能以代表着一切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的要求，横行于湘、鄂、闽、粤各处。这种英勇的斗争，无论他这一次的结果是胜利与失败，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有非常严重的意义”。同年4月13日，《红旗》又刊登了一篇《朱毛红军与闽赣农民暴动之发展》的署名文章，评述井冈山的斗争：“湘赣边境的工农武装队伍，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之下，与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军队及地主豪绅的武装队伍作殊死一战以来，于今已一年多了。在这一年之间，经过国民党调动四五万以上的军队，先后围剿三次，朱毛的红军因为得到湘赣工农劳苦群众的拥护，不但没有被反动军队消灭，反而继续增长，农村的斗争局面日益扩大，弄得湘赣粤三省的反动政府手忙脚乱。”1929年7月1日出版的党中央另一刊物《布尔什维克》刊载署名文章，声称：“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便是农村武装斗争的先锋。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地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于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红军第四军两年来”的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同时又精辟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周恩来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意义”中，看到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征”，看到了中国革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发展道路。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做的这一重要判断，是全党对井冈山斗争认识上的升华。同时，周恩来在其主持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陈毅于1929年9月1日撰写的全面翔实介绍朱毛红军情况和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军委刊物为此发了编者按语，对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中央的按语热烈称赞朱毛红军的“艰苦斗争”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称赞朱毛红军“有很多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