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这就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错误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亦被指责为“退却逃跑”，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后来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存在“左”的错误倾向，才有了“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正是这个决议案的“左”倾政策条文，给边界特委提供了“尚方宝剑”，加上边界特委对袁、王的不正确结论，从而导致中央派出巡视员彭清泉来处理袁、王。这是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可怕”一幕。袁、王在井冈山干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搞掉了”。
2.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承认，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终究属于党内矛盾，而不是敌我<strike>ｈｔ
tp://</strike>矛盾。毛泽东在袁、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原则，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当时是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这个事件的中央和边界特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成熟，他们带着偏见，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杀自己的同志，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捍卫了革命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有正确的政策，还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强、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业的方向，将革命引向胜利。否则，就会造成历史的错误。
3.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轻听轻信”。
当时红五军委和领导人受“六大”决议案的影响，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出兵弹压，也是酿成袁、王悲剧的一大教训。
如上评述，决不是深究什么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