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袁、王归之于“土匪”之列，推向对立面。随着土客籍矛盾的加剧，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这便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上的依据。
“六大”的政策与边特的态度
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传到井冈山根据地。“六大”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十个问题，“对土匪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于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个决议，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地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实际是一种“左”倾错误政策。袁、王虽出身绿林，但其部队在改编前就已经是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大陇升编后已是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是红三十二团，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党，王佐在改编后不久也加入了党的组织，都是党内同志。因之，毛泽东在柏路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曾召集专门会议，具体分析了袁、王的情况，明确地作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
但是，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机械地理解“六大”决议案的政策精神，并不顾柏路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仍然坚持袁、王是“土匪首领”的错误观点，主张诛杀袁、王。这一方面是对袁、王武装的性质没有作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边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再加上当时边界特委的几任领导人亦持此观点，就加速了错杀袁、王的进程。如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就说：“边界的土匪，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佐部”，“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注意才行。”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也强调了上述观点和态度，提出：“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定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他还提出：“边界政权的危机——是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
上述边界特委领导人的报告、文件，均将袁、王视为“土匪”看待，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上有中央“六大”文件精神，下有边界特委的错误指导思想，袁、王之被错杀的悲剧发生了。
于田联席会议的决定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据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记载：“四纵队因参加赣西总暴动，夺取吉安的行动，虽未攻下，但亦得很多的胜利回到永新，与军部集中。继向泰和、万安、遂川等县游击，乘机参加赣西特委发起召集西特边特军委联席会……联席会很顺利的在遂川开了4天，有代表9人，并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出席。”另据1930年3月《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记载：“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两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了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确主张外，还决定统一边界两特组织。集中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召集西特边特五军委联席会议，合并边界特委为赣西特委。”可见，于田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为攻打吉安、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合并，成立红六军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积极的，有益的。
但是，于田联席会议却又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把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对于田联席会议决定杀害袁、王的具体内幕，目前尚未发现详细的文献记载，只是有些零碎的文献语句。如1930年7月13日的《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的情形》中说：“在五军帮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月18日开幕至21日闭幕。这一会议的精神，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准备积极夺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地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地将袁、王解决。”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