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边界各县党组织先后恢复和健全，并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拥有：永新县委（朱昌偕为书记）；莲花县委（徐白沂为书记）；酃县临时县委（周礼为书记）；遂川临时县委（王佐农为书记）；茶陵特别区委（宛希先为书记）；宁冈分为东南、西北两个特别区委，直接归特委指挥。
此外，永新的小江区、鄱梅、天龙山、绥远等地，宁冈的三、九两保，大小五井、小亚山等地都有了公开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永新西北两乡的大部分区域也有了秘密的苏维埃组织；莲花、遂川、茶陵、酃县都有公开的割据区域。
同时，各县的地方武装也相继得到恢复与扩展。除编入红军独立第一团的武装外，各县都有赤卫队，拥有440支枪支。其中：永新200支，莲花100余支，宁冈50支左右，酃县30支，茶陵20支，遂川5支。
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割据重新出现新的局面。
在边界割据恢复之际，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1929年5月2日，莲花县大豪绅、靖卫团头目李成荫将刘仁堪押至县城南门大洲审讯，威逼刘仁堪说出全县共产党组织、名单，交出红色独立团的枪支、弹药，并施以酷刑，踩杠子，灌辣椒水，用铁铲烙等，刘仁堪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并抓住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罪行。李成荫即指使靖卫团暴徒割去刘仁堪的舌头。刘仁堪不能说话了，就用脚趾蘸着自己流下的鲜血，在地下写了“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最后壮烈牺牲。
红五军重返井冈山与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
1929年4月中旬，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奉前委命令，经过近20天的一路拼杀，重新回到边界。“在茨坪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彭德怀从五军中“拨了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茨坪和大小五井的男女老少，每人分得两块银元。5月2日，红军到达宁冈茅坪，会见了李灿、何长工等人。
红五军的归来，使边界的力量顿增。井冈山根据地的民众，一扫三次“会剿”的阴霾，再度激起胜利的信心。然而，红五军的回来，也同时引起了江西敌人的注意，即以两团兵力迅速从永新开拔，深入我中心区域宁冈，企图攻击红五军。
为了配合红五军共同担负恢复整个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讨论和研究前委委托红五军带来的4月13日向边界特委介绍东固经验的来信、湖南省委巡视员夏尺冰3月24日由平江给边界特委负责同志的意见以及“六大”决议案，边界特委“感觉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加之原特委书记邓乾元也已回到边界，遂决定召开特委第四次执委会，重新布置今后的任务与工作。
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于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朱昌偕、宛希先、刘真、龙超清、陈正人、王怀、谭思聪等，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邓乾元主持。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斗争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问题及特委本身的工作。根据前委来信中介绍的东固根据地的工作经验，针对边界前段工作方式的教训，提出了“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实由山上转移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或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的主张。同时，鉴于特委上届执委许多不在边界的状况，增补了常委委员，产生了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滕代远、彭德怀、朱昌偕、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礼、苏瑞兰等15人组成新的执委会。并改组了执委会常委，重新推举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5同志组成特委常委，邓乾元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陈正人为秘书长，刘天干兼组织委员，刘真兼宣传委员。特委的办公地点迁至永新小江大湾村。
边界第四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军事斗争及其策略方面有以下重要决定：
1.决定了“集兵政策”。
将新近成立的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编为红五军第六纵队，以王佐为纵队司令，何长工为纵队党代表。决定“集兵政策”的理由是：“（1）要使五军能够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对五军本身必须帮助使其战斗力加强……（2）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3）赤卫队过去的困难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敌，一面又要求经济的出路，此两事因赤卫队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难以两全的。（4）边界地主阶级武装胜过革命武装，故革命方面的武装，正面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少；集兵则革命方面的武装超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故正面能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的可能多。”
2.制定了游击政纲。
内容为：“（1）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财物分配给工农；（2）摧毁国民党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压迫民众欺骗民众的团体；（3）摧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借约；（4）解除军阀军队和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