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
最后，毛泽东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出发，提出如要朱、毛离开部队，请中央派刘伯承、恽代英两人来接替，以利工作。他这样写道：“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前委的这封复信，得到了大多数前委委员的赞同。彭德怀也在4月4日致信中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后来，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可见，前委的复信观点对中央是产生了影响的。
4月8日，红四军、红五军开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恳切而又坚决地提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根据地。毛泽东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意见。会后，红五军返回井冈山，红四军在赣南分兵。从此，红四军与红五军互为犄角，开始了新的斗争。
从“七大”风波到古田会议
朱、毛红军自出击赣南以来，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愈来愈明朗化，红军中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1929年6月下旬，为了总结四军下山后半年多来的斗争经验，解决党和红军的建设问题，四军前委在闽西龙岩伦明堂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这次党代会由于中央“二月来信”的影响，以及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前委领导机关又未能取得统一，因而出现了一些争论。
“七大”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井冈山时期，曾在红军中设置了党代表，把支部建在连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但是，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有些带有旧军队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干部感到约束，表示不满，认为“党代表的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军事领导政治”的主张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
2.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党代表是“家长制”，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说了算。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都要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再作决议，否则就是不民主。
3.关于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问题。有人认为“不打不骂是带不好军队的”，“城隍庙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尘”，主张“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提出取消“士兵委员会”。
4.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一些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忽视了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流寇生活。
这场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在要不要建立军委的问题上。
井冈山时期，是有军委的，毛泽东、陈毅、朱德都任过军委书记。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为了应付险恶的局面，减少层次，在寻乌项山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曾一度取消了军委，统由前委指挥。“七大”前夕，在围绕着要不要再设军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在5月底的永定“湖雷会议”上开始争论，在军委设置问题、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上，朱、毛之间意见不一，刘安恭、林彪等争论激烈，扩大矛盾。6月8日，红四军在攻克上杭白砂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是否设军委的问题。时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竭力主张设军委，指责“党管得太多”，“权太集中前委了”，毛泽东是“家长制”、“书记专政”、“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等。时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会前几小时给毛泽东送去一封信，指责朱德存有“封建关系”、“军阀作风”、“政客手段”等，挑拨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四点书面意见，主张集权，反对“分权”，维护前委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在领导层达成共识。会上两种意见愈争愈烈。毛泽东觉得“不生不死”，愤而提出辞去前委书记。会议最后以36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表决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同意毛辞去前委书记，指定陈毅担任临时前委书记。当晚深夜，林彪又托前委秘书江华转给毛泽东一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决定，以给林彪复信的方式，写了一篇长文，就全军党内争论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在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14个问题，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分析了党内争论发生的原因，解释了“坚辞前委书记”的理由等。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历史的结穴”，是“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是“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话说的比较重，但总的导向是正确的。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是后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基础。
6月15日，朱德根据前委意见，也以给林彪复信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