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走向分裂和二十九团孤军作战为敌所算，被迫同意红军大队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和突发性变故中作出的决定。这种应变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不应看得过重。
我们持上述这种观点的主要史实依据有以下五点：
第一，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朱德、陈毅是明确赞成毛泽东意见，反对冒进湘南的。
第二，当“异外的变故”发生时，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擅自决定出击湘南的消息一传出，军委立即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劝阻工作。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曾这样记载：“朱德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去酃县，一致收拾酃县，本因再攻茶陵，时永新已到赣敌，故又拟折回宁冈去永应援，岂知发生了一异外的变故：二十九团到酃后，因该团系湖南宜章农民，因不察边界生活之苦，借湖南省委有令去湖南之命令……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兵士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可见，事发后，军委开了扩大会、兵士代表会，朱德作了演讲，“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做了劝阻工作，“多方面解释阻止”，但无效。
第三，部队回沔渡后，朱德、陈毅针对当时的状况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并派杜修经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定夺军事行动。对此，杨克敏记载道：“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15号在沔渡又开过一次扩大会……”杜修经也回忆：“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沔渡，军委为了近日部队行军纪律松弛，召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但只觉得这个决定没有毛泽东同志参加，应征求他的意见，（军委）让我去特委找毛泽东同志商议后再行动。”可见军委和朱德在此时仍是持审慎态度的。
第四，红军大队至酃县水口时，军委再次对进击湘南问题召开会议讨论。“军至水口（酃县）复决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此可看出军委的决定事出无奈，从保护二十九团计，红军大队才去了湘南。
第五，兵败郴州后，在桂东前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朱德毅然决定红军大队随毛泽东回师井冈山。这个会议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杜、龚两人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开展湘南工作。这时，杜修经提出：“是不是要陈毅同志也去（湘南）？”朱德听后大为恼火，说：“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这“硬要拉垮”几字，足见朱德的一贯态度。
因之，我们认为上述史实足可说明，军委和朱德在面临杜修经等三番五次将红军大队拉往湘南的过程中，是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的，只是劝阻不力无效而已。当然，“如果态度坚决，多做思想工作，说服干部战士，是可以挽回的。”如今，在研究井冈山斗争历史时，提出这个问题讨论，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深究个人的历史责任。
“八月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和历史文献的记述，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1.湖南省委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量和对军事行动的盲动主义，是“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2.湖南省委代表的错误指令和导扬是“八月失败”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认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