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遂川县革命博物馆资料，1971年。会议参加者、当年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在1928年7月12日的《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中记载：万安党组织于1928年1月7日“接毛泽东占领遂川信，再动员群众准备消灭敌军，而敌军于17日（旧历，阴历为1月9日）闻风弃城逃走，万安县城遂被工农群众占领”。不久，敌军大举进攻，万安农军撤出万安县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相持半月，敌军无可奈何。”可见，毛泽东在遂川、万安两县委联席会议上就最早提出了游击战术，即“十二字秘诀”。而万安县委又根据这“十二字秘诀”，进行了具体的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十二字秘诀”，其实已包含了“十六字诀”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十六字诀”的雏形。显然，毛泽东是“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奠基人。
2.“十六字诀”的形成，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
朱德，长期从事军事斗争，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他曾经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1927年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转移途中，也逐渐认识到应将打大仗转变为打游击战，在崇义整训时，就提出了“人”字战术队形的新战术。1928年4月他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适逢江西敌军频频前来“进剿”。为此，朱德以他深厚的军事素养和作战实践，率领部队于5月间连续地取得了五斗江、高陇、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在这些胜利中，有的是突击战，有的是伏击战，实际上都运用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因此说，朱德亦为“十六字诀”的形成作了重要贡献。
3.毛泽东是“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的理论概括者。
“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井冈山时期的1928年的五六月间。但最早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是毛泽东于1929年4月5日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和其他游击战术。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许多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朱德在1962年6月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彭德怀1937年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陈毅1939年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
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张宗逊、萧克、何长工等，都回忆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和概括的。在此不一一赘引。
除“十六字诀”外，红军还创造了一套游击战术。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与扩大，红四军的游击战术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丰富、具体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游击战争，使得根据地一天一天地扩大。
红四军的一套游击战术，除前已引述的毛泽东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记载外，杨克敏1929年2月25日《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记载得也较为详细：“红军的战略是：每次作战必须尽量使群众参加，实行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群众战；敌强于我，避免强战，敌弱于我，设法歼灭；作战要有政治意义和群众基础，反对军事的投机主义；作战是科学的、艺术的，反对盲目的军事冒险主义；下一与群众共生死的斗争决心，反对逃跑的失败主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溃我进，行动敏捷，出没无常，采用游击的方法以困敌人；红军兵力主集中，赤卫队则以分散为宜。”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记载更为详尽，共记录了红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