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等琐碎的工作。这种现象，直至后来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把那些钻入红色权力机关的坏分子清洗出去，充分认识到苏维埃的权力和作用，才“慢慢纠正过来”。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底至1929年初，边界曾筹备召开各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力图健全边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为此，成立了一个秘书处作为筹备机关，同时建立了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但由于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的发动，致使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未能实现。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尽管如此，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对当时的形势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边界土地革命的全面开展
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由于有了大陇试点、中村插牌分田、塘边试点分田等小规模分田斗争经验，因此当土地革命全面铺开时，也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当时的具体步骤和主要做法是：
1.成立分田领导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各县、区、乡的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县、区、乡各级都有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分配土地时，就由他们先进行研究，土地委员会还要作调查研究。”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1970年12月。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定分田方案和划分阶级，分田时是以阶级成分来决定是否分田的。但那时划分的阶级，都比较简单，“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
2.红军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分田。
边界的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开展时，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深入各县的乡村，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当年被派到宁冈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3.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
以乡为单位来进行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的。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毛主席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这个办法较之毛泽东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土地纲领》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此时及以后形成的《井冈山土地法》却提出了以乡为单位、以几乡为单位、以区为单位三种方法，不仅更机动，也更切合各地的实际，更能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4.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边界各县，当时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后来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中央只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但在边界已经实行，如改过来将贫民分到手中的土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农阶级的积极性，所以就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5.实行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的原则。
井冈山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情况差距很大。开始“在分配土地时，原来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种的地，一般是比较差的。如果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那么，富农中的好田就分不出来……后来主席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所以，“当时按4担谷1亩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田也造册，按上、中、下搭配分”。
在边界土地革命中，虽曾一时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但基本上执行政策较好，注意了正确对待中间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地主也分田等，土地分配后还组织复查，看看是否公平合理。
这一年的庄稼，获得了很好的收成。宁冈一带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