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最早的建党活动。其后，各连队都相继举行了建党活动。这不仅为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而且，众多的优秀分子投入党的怀抱，使中国共产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成为一个坚强的载体。
大汾劫难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水口开展群众工作之际，酃县党组织周里前往酃城侦察回来报告：茶陵敌军两个团向水口扑来。
毛泽东闻讯，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二、三连插向茶（陵）安（仁）边境，袭扰敌后，迫敌回撤，然后即返茅坪；毛泽东则亲率团部和三营、一营一连、特务连折入遂川县境，继续游击，发动群众。
10月22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到达遂川西部的大汾镇。岂知，这支弱小的部队在此遭受了一次大的劫难。
劫难的由来是遂川县反动武装头目、靖卫团团总萧家璧的突然袭击。萧家璧，人称“萧屠夫”，一贯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当部队刚刚在大汾住下，他即扬言不准革命军驻扎，如果不走，就要拔刀相见。
对于这种威胁，从大革命的血泊中走过来的革命军已司空见惯，何况现今还有数百枝钢枪。于是，团部未予理睬，照常派岗、宿营。
是夜，寒气袭人，乌云沉沉。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刚进入梦乡不久，萧家璧便纠集了三四百靖卫团丁向大汾发动突然袭击。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山乡之夜的宁静。毛泽东当即命令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向敌人进行回击，抢夺圩外被敌人占领的制高点，他自己则率领团部和一营一连、特务连，沿山沟绕到敌后，欲与三营呈夹击之势，消灭来犯敌匪。
战斗越打越激烈。革命军因鞍马远征，十分疲劳，加上人生地疏，仓促应战，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团部欲与三营联络，又被萧家璧靖卫团隔断。于是，毛泽东下达命令撤退。然而这时，三营却不知哪里去了。
此刻，可以说是工农革命军自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节。对此谭政在《三湾改编前后》记述说：“第一营的一连以及团部、特务连由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虽然没有损失好多，但每一个人都很狼狈，毛泽东同志也只穿了件长袍子。大家吃了饭，他还没有吃饭，后来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就用衣服兜，用两根树枝当筷子。”吃饭以后，队伍走走停停，盼望能与三营会合，但三营始终未能出现。原来，三营在匆忙中退出战斗，却走错了方向，向南转到桂东去了。后来，三营在张子清、伍中豪的带领下，又转到上犹县鹅形，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取得了联系，参加了朱德部的上堡整训，得到了物质和弹药补充，直到12月才离开朱德部，转辗到茶陵，归还建制。
部队来到黄坳时，收集失散人员。这时，毛泽东身边只有30多人了。随后继续行军。战士们却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愁眼相对。这时，毛泽东毅然站了起来，挺直身子，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毛泽东镇定、坚强的精神，顿时感染了战士们。30多个战士纷纷提枪入列。接着，后面的队伍也赶了上来，总共收集200余人。
大汾劫难后，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这支“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革命队伍，趁着苍茫夜色，又踏上新的征程。
“三大纪律”的首次颁布
部队往荆竹山方向走去。荆竹山，坐落在遂川、酃县之交，锯齿形的笔架峰中分两省，荆竹山就横卧在左面的狭长山谷里，山上长满各种竹子，尤以荆竹居多，故名“荆竹山”。
在荆竹山，毛泽东遇见了王佐部队的“探水队”（即侦察队）队长朱持柳。在朱持柳的热情安排下，工农革命军夜宿荆竹山。这天，是10月23日。
原来，在茅坪期间，袁文才就向毛泽东介绍了“把兄弟”王佐的情况，并亲自写信一封，交与毛泽东。毛泽东率部沿湘赣边界各县游击来到水口时，一面派出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回返茅坪，帮助袁文才练兵；一面派出艾成斌带着袁文才的信上井冈山联络王佐，当时，毛泽东部来到茅坪的消息，已传到了王佐耳中，但王佐心存戒备，直到看见艾成斌带来的信函才知详情。王佐素来尊重袁文才，时刻不忘袁文才救命之恩，知道袁文才介绍的毛泽东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队伍，于是派出朱持柳前往荆竹山一带打探工农革命军下落，与毛部联络，不期而遇。第二天，朱持柳派人急赴大井，向王佐报信。
为了部队上山后能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毛泽东于部队出发前，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大家讲了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对此，陈士榘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