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医，脚有点跛），看护排有10多个人，排长姓范，湖北人，担架排10多个人，事务排有10多个人，管理后勤等事务工作。医院可以容纳四五十个病人，进进出出的病人比较多，当时从永新送来的伤兵比较多。医院的药材十分缺乏，虽然各地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困难，把升汞（治枪伤用）、碘片等西药送到根据地里，但总是不够用（一般是先送留守处，再由留守处分到医院和连队里）。因此，医院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草药。采药时，由懂的人采个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采。当时用中草药一般的病都能治好，洗伤口用盐水洗，硝盐也能用，但要过滤才行。”
为了解决医疗困难，边界党曾多次向湖南和江西省委以至党中央报告，请求送几名西医和一些药品来，但未能如愿。为此，医院的医护人员只好自己动手，用竹子制成镊子、软膏刀、软膏盒等，用消过毒的剃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布代替纱布，对用过的纱布洗了又用，用完又洗，直至完全不能用再废弃。
对医院的这种艰苦状况，当年派往湘赣边巡视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于1928年7月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曾提及：“军中生活……医药—买药困难，伤兵很苦……”毛泽东于1928年7月4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说：“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毛泽东对红军医院的建设甚为关心，经常去看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问寒问暖，还把当地群众送给他的鸡蛋转送给伤病员吃。靠着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红军医院不仅是医治疾病的场所，而且成为一个政治大课堂。至今，还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动人佳话。
后方留守处的设置
在建立红军医院的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在茅坪建立了一个后方留守处。留守处设在茅坪的象山庵。留守处主任是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副师长余贲民。
何长工在《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中说：“在古城会议上，决定要在茅坪设立一个后方，把卫生队放在那里，要安下家来。第二天我与曹嵘同志带100多伤兵来到茅坪，把他们安置在攀龙书院。这是我军第一个后方留守处。”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说：“南进到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1971年4月19日宁冈县老革命干部座谈会认定：“茅坪的红军医院是部队一来茅坪就办的，那个地方原先叫攀龙书院。红军留守处设在象山庵。”当年在三十二团当理发员，曾给毛泽东、朱德、陈毅、余贲民等理过发的茅坪老苏干朱洪炳，于1976年7月2日在茅坪象山庵旧址回忆座谈会上说：“象山庵除了红军的教导人员住在那里外，还设立了一个留守处、干部医疗所，还驻扎了一个机炮连。留守处的负责人是余贲民。”
可见，在象山庵设立留守处是确定无疑的。留守处负责统管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机炮连等后勤单位。据当年桃寮被服厂的工人刘应龙等老同志回忆，1927年11月底在桃寮创办了红军被服厂，负责人也是余贲民。这就证明留守处包揽了部队的所有后勤摊子。这样，让副师长、前委委员而且连毛泽东都称“贲老”的余贲民来挑这副重担子，当“后勤部长”，是为合乎情理的安排。
在当时极为险恶的环境之中，700多人的队伍，若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设置留守处，把“包袱”放下，部队怎么可能轻装出击，去开拓新的局面呢？
对此，当年宁冈东南特区团委书记苏兰春说过一席话，很值得回味。他说：“有一天，我问袁文才团长，会见时说了些什么？袁文才告诉我说：毛委员讲，听说八一部队会下广东，他准备去韶关，找贺龙、叶挺的部队，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我问他留下的是些什么人？他讲有连长、营长还有师长。袁文才说，这么多大人物，我一个初中生能带得下去？于是决意推辞，口里却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毛委员听得袁文才这样讲，就高兴地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然后带领部队去了湘南。”苏兰春：《回忆宁冈的革命斗争》。
后方留守处的设置，使初来乍到鞍马劳顿的工农革命军放下了“担子”，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对于部队轻装上阵，开始沿湘赣边界出击，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副师长的余贲民负责这摊工作，也是功不可没的。
茅坪“安家”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受到了袁文才和宁冈县委以及茅坪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后，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的粮食供应，袁文才指令在大苍会见担任守门的苏兰春等几个青年，连夜下乡将全县各公产、神产、族产的谷收拢起来，赶运到茅坪；为使革命军战士住得舒适，龙超清动员茅坪一带的群众，家家户户作了准备，安排得妥妥帖帖。这一天，茅坪显得热闹非凡。
对毛泽东的住宿安排，袁文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