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听了汇报，义愤填膺。为了营救革命同志，毛泽东决定攻打莲花县城，并立即召集军中干部进行具体部署。
2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大会，枪决了几个从萍乡抓来的豪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随后，军民冒雨向莲花县城发起进攻。当时，城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李成荫的保安队。不到半小时即攻克莲花县城。这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退兵后夺下的第一个县城。随即，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伪县长公署，活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官，砸开了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莲花县的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莲花来了革命军！”
在莲花，工农革命军与中共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江西省委就非常注意工农革命军这支武装的情况，派出了一个交通员，来到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地铜鼓进行联络。三团党组织也派出了当时在团部秘书处任文书的宋任穷，与江西省委交通员“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当宋任穷他们走后不久，秋收起义就爆发了。
据宋任穷1974年10月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谈话时回忆：“我走了以后，毛委员来到了铜鼓，领导部队举行秋收起义。因此，文家市会师我未能参加。江西省委派来的那个交通员，年纪比我大一些，有20多岁。南昌暴动后，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问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到了南昌市，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写的，不知写的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县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
宋任穷在莲花的陈家坊追上了向南转移的秋收起义部队。当晚，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此时，正是芦溪遭敌伏击、冲破敌人的尾追之后。
江西省委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信息。这封信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这是因为：
第一，信中再次提到了宁冈，指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宁冈的情况，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讲过，已有初步的了解。如今，江西省委进一步明确提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这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和工农革命军后来在宁冈茅坪安家，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第二，毛泽东在高滩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的汇报时，根据江西省委的信函内容，又一次对宁冈、永新一带地形和有关情况作了调查，对于部队的行动方向心中有底了。
第三，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打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在县城的宾兴馆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听取了朱亦岳等人的汇报，根据江西省委信中的嘱咐，再一次询问了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并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部队的行军路线，随即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
由此可见，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时，毛泽东对湘赣边井冈山地势和袁、王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秋收起义的失利，造成了退兵“上山”的必然趋势；至此，中共江西省委的信嘱，开始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
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7日，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经过桥头，直插九陇山区。尔后，途经永新的九陂村等，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
三湾，坐落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永新与茶陵、莲花、宁冈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
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为什么要进行改编？这是由部队当时的实际状况和复杂的斗争形势所决定的。
首先，从工农革命军的状况来看，部队的编制和人员从秋收起义时的5000余人，到文家市集中时锐减为2000余人，经芦溪战斗后已不足1000人了，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现象。
其次，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直接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再次，起义部队由于战斗频繁而迭遭失利，生活又极端困苦，得不到休整和休息，一部分人思想情绪发生悲观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一部分人又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产生急躁情绪，主张与敌人硬拼。
对此，罗荣桓曾回忆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赖毅回忆说：“芦溪受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