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
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在湘南造成一个以汝城为中心的割据局面，以一师的兵力去推翻和夺取敌人统治的湖南省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魄力、胆略的还只有毛泽东。后来因情况变化，他的这一设想未能得到实施。湘赣边秋收起义前后，他的“上山”思想就显得更加明确、坚定和自觉了。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谭震林同志回忆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当时，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钟期光也回忆说：1927年8月中旬，“在杨家和平江黄金洞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小屋里，毛主席跟我们十几个人讲了话。毛主席说，我们的人不多，但我们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人是最宝贵的，要千锤百炼，要能走路，并说了上山为王的典故”。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饶有兴味地听取了安福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王兴亚介绍赣西宁冈、遂川两位“绿林老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中，毛泽东曾考虑过秋收起义的退路问题。起义成功固好，倘若失败则应上山与绿林交朋友，搞武装割据。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后，立即与当地的两位“绿林头目”——袁文才、王佐交上了“朋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以后的事实也表明，正是依靠这两位“绿林朋友”的鼎力相助，才顺利地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步，初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然，在秋收起义失利之后，这种“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想法，也是敌人逼迫出来的结果，正所谓“逼上梁山”。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到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时，开始出现一次质的飞跃。即从“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对“上山”后依靠力量的思考，到上山要干一番事业、以“革命的山大王”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对此，何长工曾撰文回忆说：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主张“上山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到了井冈山以后，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区有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
可见，毛泽东的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并非一般人所说的上山当“绿林”、“响马”，更不是什么“落草”、“藏匿”。毛泽东是在熟谙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占山为巢”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革命经验。这种“上山”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条独特的道路。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当年随毛泽东上山、解放后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朱良才，在回忆毛泽东讲到上山武装割据和革命根据地的关系时说：“毛主席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样。因为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是不会持久的。脚走酸，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胜利。”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中国革命正是靠着毛泽东这个“革命的山大王”，才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上山”思想的实质与意义。“上山”，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三个月中提出和形成的重要思想。“上山”思想的实质，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
从“马日事变”后到秋收起义前毛泽东的历次发言和讲话看，他提出的“上山”思想蕴含着三个当时革命斗争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注重军事斗争，组织革命军队；二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三是上山结交绿林，造成军事基地，即革命根据地。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思考，构成毛泽东“上山”思想的科学内涵。
“上山”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上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