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6日，毛泽东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关于秋收暴动日期的决定后，立即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的行动部署，要他们积极做好暴动准备。在安源工作安排就绪后，毛泽东即同潘心源等从安源出发，急赴铜鼓第三团驻地领导起义。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程有200多里。岂料，正当这位新任前委书记风风火火赶往目的地大展宏图时，却在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所幸毛泽东聪慧，机智脱险。9月10日，正是农历的中秋节。毛泽东到达铜鼓，在县城萧家祠会见了第三团负责人苏先骏、张启龙等人，随即召开第三团干部会，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阐明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秋收起义的爆发与文家市退兵
随着中共湖南省委的一声总攻令，分处修水、安源、铜鼓三地的暴动队伍沸腾了。起义前夕，一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亦由何长工、杨立三设计、制作出来了。
1927年9月9日，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起义部队授旗，各地开始破坏铁路，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了。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收编的邱国轩团叛变、二团领导人指挥失当等原因，工农革命军三路人马在起义中均处被动局面，一团在金坪失利，二团在浏阳溃散，三团在东门受挫。“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
正当起义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9月14日黄昏率第三团从东门撤至上坪，并于当晚在上坪陈锡虞家召开了三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毛泽东根据各路起义军迭遭失利的情况，审时度势，提出了“退萍乡再说”的主张，果断地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路部队前往文家市会合。同时，毛泽东还派人送信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报告了工农革命军主力在平、浏受挫的情况，建议省委立即停止毫无胜利把握的省城暴动。
上坪会议适时地改变了秋暴前不切实际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为文家市会合及向农村进军的伟大决策迈出了重要一步。
文家是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这里地处边陲，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一团、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会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保存和集中了秋收起义失利后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实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奠定了组织基础。
文家市会合后，当晚，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后栋的教室里，召开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卢德铭、苏先骏、余洒度、余贲民等均参加了会议。
关于这次前委会议的情况，目前仅有的文献记载，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报告，且极为简略：“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关于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回忆资料很多，何长工等老同志都讲到：前委在文家市开了会，且有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退却。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攻”与“退”的问题上。一种是前敌委员会的集体意见，主张“以保卫实力，应退萍乡”；一种是师长余洒度的意见，“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围绕着“攻”与“退”这个焦点，毛泽东和余洒度都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何长工回忆说：“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战略退却意见，得到了卢德铭、苏先骏、余贲民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师长余洒度虽持不同意见，但少数服从多数，会议最后以前敌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