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多少？给你个金山你搬得动吗？拿走拿走。”
红红无奈地把钱装进了口袋里，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低着头走出了财务室。我跟在后面，走到矿区门口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的橱窗里贴着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宣传企业文化的文章。照片是这家煤矿的领导参加各种会议，受到各种奖励，地方领导和煤老板比肩而立，满面春风，相谈甚欢。这些文章以散文和诗歌的形式发表在当地的文艺刊物上，大肆吹捧煤矿支援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动了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文章都毫无疑问地出自那些无耻文人之手。
几年后，我曾经见到过一次作家在煤矿采风。这些领着国家工资，却写不出作品的所谓作家，像下不出鸡蛋的母鸡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去采风，所谓的采风，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居住几天，生活费用由采风的单位提供，几天后，他们拿着礼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城市的办公室，自以为找到了灵感，下出几个鸽子蛋，以表示他们作为母鸡的功能还没有退化。就在前几天，我在某地的“作家网”上还看到一群所谓的作家采风的感想，他们说没想到农村变化这么大，没想到生活如此丰富多彩，这些作家每天像个总在孵蛋，却总也孵不出蛋的母鸡一样，坐在空调房子里，学习着上级文件，挑逗着文学女青年，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种优厚待遇，他们早就高高在上，早就脱离了生活，他们的思维和想象力早就迟钝了，他们没有想到的多着哩。作家协会养着的这群下不出蛋的母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尾巴，早就应该像盲肠一样地切除了。脱离了生活的人，又如何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回到村庄的时候，村子里有一家人正在结婚，大人孩子围在村口，等着看新媳妇迎进门。我站在人群的外面，看到红红低着头，急急忙忙地穿过村道，走向自家的院门。我追上她说：“等等啊，看看新媳妇。”红红说：“不看。”
我跟着她，走进家门，我说村子这样热闹，还是出去看看吧。红红说：“我从来不到人多的地方去，人家喜气洋洋的，见到我就冲了人家的喜气。”
原来是这样啊。
红红说，这些年来，她在村子里都是独来独往，谁家的门都不进，免得人家嫌弃，也不会摸人家的任何东西，免得人家说晦气。走在路上，人家不和她说话，她绝对不和人家打招呼，事实上很少有人和她说话，人家见到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她整天整天一句话也不会说。和她接触最多的，是煤矿的人，但是煤矿的人给她钱的时候，从来都不会递到她手中，都是甩在桌子上。
“我多少年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了。”红红看着我说，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
在村庄里，红红就像一棵会走动的树。
没有人愿意理会她，没有人愿意想起她，然而，人们却又离不开她。每当有人死亡了，人们总是说：“快去叫点点家的。”点点是红红男人的名字，在老家，人们叫女人的时候，不叫她的名字，都是叫谁谁家的。
红红一回到家后，就会关上院门，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拉把靠背椅子坐在屋檐下，望着从院子上空飘过的云朵，还有飞过的小鸟。有时候，会有雨点落下来，红红就会看着雨点由稀疏到浓密，敲打得瓦片啪啪作响，然后，房檐前就会垂下一条条小瀑布。红红一天又一天地坐在屋檐下，坐过了寒来暑往，坐过了春夏秋冬，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天空变幻无穷，而天空下的这个小院一成不变。
红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世界不为人知。
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再找个人成家，生孩子。红红用漠然的眼神看着院子里一片飘飘荡荡落下的树叶，她说：“我干这事，谁能要？”确实，很少有男人拥有这样的勇气：让红红摸过无数死尸的手，再接着抚摸自己。
后来我听说，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把红红叫“鬼见愁”，说她是一个连鬼见了都害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