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十万中国人移民，这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官员和企业领导。还有一些人说，移民国外是基于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考虑。在国外，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比较简单，没有迎来送往，没有溜须拍马和委曲求全，也没有必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更重要的还有食品安全，在国内，任何一种食品可能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都添加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吃鸡爪可能会吃到福尔马林，吃奶粉吃到了三聚氰胺，吃火锅吃到了地沟油……这些情况在国外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是最为人不齿的最违背道德的行为。”
移民海外，对于我等打工者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温饱线上，为了还债，为了能够让母亲生活幸福，也为了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城市人而拼命努力。我没有想到，当我为自己的存款单上的五位数字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存款单上已经有了八位数字，当我为了能够在这座城市有一份工作而看着别人眉高眼低的时候，人家却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过上了外国人的生活。
这种差距，我用几十辈子的努力也无法弥补。他们的财富，是我几百辈子的努力也难以企及的。
这就是贫富悬殊。
在我当售楼先生的那段时间里，我还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水到底有多深，我还不知道我供职的这家房地产公司有着这么深的背景。
售楼部的门口经常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女子，满脸皱纹，看起来很苍老。为了照顾她的生意，我每天都会买她一串冰糖葫芦，每次她把冰糖葫芦递到我的手中，都会慈祥地微笑着。我叫她王姐。
有一天，王姐没有来上班；第二天，她还没有来上班；此后的很多天，她都没有来上班。
听艾丽思说，王姐的儿子在高中上学，最近死于校园暴力，王姐万念俱灰，她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与世隔绝。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
琪琪说：“王姐的命运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说不定哪一天，王姐的命运就会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王姐已经五十多岁了，她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系着红领巾走进了校园。老师说，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爱护红领巾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王姐有一次过河的时候，红领巾随风飘进了河水中，童年的王姐牢记老师的话，奋不顾身地跳进河水中，只为了抢救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王姐差点被淹死，是一名路过的地主救起了她。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王姐一家人始终不敢去见这个救命恩人，因为宣传中说了，地富反坏右总是妄想变天，总是对我们国家怀有刻骨仇恨，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他们救起贫下中农的孩子，一定是别有企图的。不久，救命恩人死了，死于一次残酷的批斗中，而童年的王姐最终没有见到他一面。
童年的王姐还有一次面临死亡，是在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那时候，王姐差点饿死。
后来，“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王姐那时候刚刚上初中，也跟着高年级的学生一起砸烂文物，焚烧书籍，批斗老师，挤进火车里瞻仰革命圣地。她在一次去韶山的半路上，因为下车小便，火车突然开走了，将她和另几名女同学丢在了深山老林里。她们遭遇了狼群，一名女同学被狼吃了，而其余的人被伐木工人救活了。这群被革命热情燃烧得失去理智的人，最后还是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徒步赶到了韶山，站在伟大领袖出生的那座房子前，她们激动得泪流满面，差点昏厥。
接着，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王姐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城市，来到广阔天地里大炼红心，最脏最苦的活儿，她总是争着干抢着干，累得连月经都几个月才来一次。那时候，有一个充满了革命色彩的词语赞扬她们：铁姑娘，而现在，这个称呼则显得异常暧昧和尴尬。
她们无法忍受农村的辛苦，有人就通过关系回到城市，没有关系的就给人送礼，更有些女孩子用身体换取一张回城的通行证。王姐是最后一批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早期回城的人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参加了工作后，满手老茧的王姐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固守农村战天斗地。
回到城市的王姐像个乡下人一样，举步维艰，唯唯诺诺，她尽管出生在这座城市，却已经被这座城市淘汰了。王姐的母亲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将她安置在了街道办的工厂里。每月的收入仅仅能够养活自己。工厂里还有一个未婚男青年，他们顺理成章地建立了恋爱关系。
那时候，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晚婚晚育”，街巷的墙壁上刷着巨幅标语“只生一个好”，王姐坚决响应号召。所以，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已经快要30岁了，而等到她有了儿子的时候，已经35岁了，属于高龄产妇。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王姐夫妻俩遭遇了下岗，那时候企业改制，无数人无奈地走上了下岗之路。因为他们夫妻都是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