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都当得，该不该算得农民协会会员？”
众人一齐说：“算得！算得！”
毛泽东又说：“第二，这头牛，天性勤劳，我看，也该算是农协会员。你看它两只弯角，鲠得很呢，这也像我们会员的脾气。乡亲们，我们就是要用牛，用牛的精神，用牛的毅力，一步一步地，把全中国的土地都犁好！诸位听听，我这话，有没有道理？”
农民们用掌声回答他，田埂上劈劈啪啪声一片。农民们认为这个毛先生说话很有趣，也很在理。尤其是农民们觉得，他们今天分到土地，同这个会犁田的大官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信任这样的官，以及这样的官所代表的政府。
这样的政府才能叫做革命政府。
反正来说，毛泽东回到武汉之后碾着砚墨想，这样的农民，才是革命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中国的农民，革命就不能出政府。
中国农民们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所演的戏，他们的向往以及他们的潜力，都被组织在一篇颇有兴味的文章里。
1927年3月，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的一幢二层楼房里，这篇有趣的文章正在灯下被瞿秋白细细看着。看着看着，这位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就发笑，笑声震得带纸罩的白炽灯都微微摇晃起来。这篇文章叫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以大锣大鼓为农民运动叫好，他说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他的论点是直接针对某些人所作出的“糟得很”和“痞子运动”的结论的。
妻子杨之华在洗脚，问：“真的这么好笑？”
“太生动了！”坐在床头的瞿秋白拍拍棉被，“毛润之这个人，真可谓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他调查得很深入呀！他看见土豪劣绅家里那些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
杨之华擦脚，笑。
“大土豪和小土豪的态度，也是全然不一样。润之举了两个例子：大土豪，逃到长沙避乱，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而小劣绅呢，还没有到逃的地步，依旧留在乡里，但是日夜提心吊胆，怕打入另册，所以，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民协会。”
“准确极了！”杨之华说。
“妇女也解放了！她们原先是不得进祠堂的，如今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没法子，也只好听便。”
“秋白，毛润之写的，不是湖南农民。”
丈夫一愣，不知道妻子这话什么意思。
杨之华说：“是我们浙江农民。”
“不对，润之并没有去浙江农村考察。”
“你是知道的，我在萧山衙前教过书，我了解浙江农村。毛润之写的，就是我们那里的情况。”
“你的意思是说，毛润之写的农民，不光是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而是全中国的农民，他那支笔，把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全都画了像了！”
“我觉得在我们党的领导人里面，还没有一个能像毛润之这样，真正懂得中国农民的。”
“是啊，这不容易。”瞿秋白感叹说，“我一定要为润之的考察报告写个序言。我要呼吁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一帮军官的簇拥下，缓步登上江南初春的山坡。这里是安徽战区。在相隔两个山头的地方，隐约响着零星的枪炮声。
蒋介石踩着野花和露水，边走边说：“毛泽东写的文章，我是没有功夫去读的。毛泽东说中国乡村里没有痞子，那是毛泽东瞎了眼。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泽东这个人，本人就是痞子。痞子的眼里，是不会有痞子的。他是湖南哪里人啊？”
随从中有人说：“听说是湘潭。”
蒋介石又走，黑靴子上沾满草茎和花瓣：“痞子，就是痞子。中国的革命，假如都依靠痞子去做，将来的社会，一定是个痞子社会。他毛某人可以做痞子的头。我蒋某人，就是杀了头也是不愿意做痞子的。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毛某人，可以在湖南乡下打他的旗子，我蒋某人呢，就是要中国最大的城市里去打我的旗子！”
山顶是一片稀稀拉拉的马尾松。蒋介石接过副官递上的望远镜，了望云遮雾罩的东方。
副官打开文件夹报告：“陈独秀和周恩来，已经在上海策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今日中午十二点整举事，各奉军据点都受到工人攻击。中共此举，是为配合我北伐军解放上海。”
蒋介石放下望远镜：“这分明又是痞子举动了。”
副官听不懂总司令的话。
蒋介石说：“陈独秀比毛泽东还要痞子！毛泽东在湖南给地主戴高帽子，脸上是不笑的。陈独秀今日在上海给我戴高帽子，脸上还要装笑。配合？他哪里是配合？他是赶在我进上海之前，先把上海抢到手！”
看副官的表情，还是没有听得最明白。
蒋介石说：“上海是个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