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是听错了吧？总理是在说中国国民党还是在说俄国国民党？”林森眼皮很重，像是睡着了。
孙中山对全场说：“我希望各位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李大钊站起来，欠欠身，说：“孙先生，我倒有个建议。”
“请讲。”
“既然有些委员有疑虑，倒不妨请鲍罗廷同志谈谈他关于整顿党务的初步见解。”
廖仲恺一听，觉得此议妥帖，马上附议：“这个意见很好。我也极想听听鲍君想法。”
孙中山征询地看着鲍罗廷：“那么……”
“我可以谈一谈。”鲍罗廷很大度地笑一笑，“诸位同志，本顾问认为，孙总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决策，是英明而适时的，至于如何改组，我建议如下：第一，在国民党改组之前，修改党纲，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纲，力求取得必须按照党纲改组国民党的一致意见。第二，迅速制订国民党党章。第三，在广州，在第二中心上海，组织起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第四，尽快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必须派出最优秀最积极的国民党员在广州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第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都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以及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不消说，鲍罗廷以其自信，以其深思熟虑的思路，在国民党的高层亮了个漂亮的相。这一份出场出得很好，起码是稳稳地压住了阵脚。在上海的陈独秀从李大钊口中闻知鲍罗廷的风采，深有感触。他说，鲍罗廷一点不逊于马林。马林是牛林，牛气得很，这个鲍君看起来亦绝非鲍鱼，同样牛得很，可以叫牛罗廷。
但是鲍罗廷的牛气在日后并未冲天，国民党右派对他处处设防和处处抵制，他是明显感觉到的。鲍罗廷曾经有一回跟孙中山谈到半夜，他表示了某种纳闷：一个革命政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元老敌视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工农大众。孙中山跟着他一起气愤，然后又在鸡鸣时分非常感叹地告诉他，这些人，对封建王朝的进攻都是很坚决的，他们不怕死，若剥开衣裳看看，身上都见伤疤。
在鲍罗廷将党纲党章起草完毕之后，这些身上见伤疤的元老不约而同齐集林森家，一个个都有祸之将至之感。11月的南国，风已带凉，林森的客人们都端着茶杯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他们身后的花架上，是好几盆金黄色的鹰爪菊。林森时任大本营建设部长，他手里拿着党纲草案与党章草案，仰坐在白藤椅上，脸色与鹰爪菊相同。
邓泽如这几天都是他的座上宾，说话态度最为激烈。邓泽如说：“俄国毛子起草的党纲，看看，诸位都看看，什么混账东西！鼓吹容共，开门揖盗，可以说是猖狂之极！”
林森放下党纲草案，从白藤躺椅上坐起来，大叹一口气：“我1905年入的同盟会，1913年入的中华革命党，一生追随孙先生，疲于奔命。吾爱吾党，胜过性命。我真心祈望国民党高举国民革命大旗，早日完成复国大业，谁料想，苏俄赤党竟趁吾党改造之际，借孙先生威望，唆使中共全体潜入，美其名曰国共合作，实是借吾党躯壳，行他党之私，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眼见得党中有党，党将不党，怎不令人寒心之至！”
方瑞麟说：“我以为，最可虑者，是孙先生公然宣布，他缺席之时，可由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这一宣示，诸位也是亲耳听见的。党务大权如此拱让给一个毛子，实在太危险，太危险！我已经两个晚上彻夜未眠了，我真的不明白，孙先生为何非得这样做？”
戴季陶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躯，扭得白藤椅咯叽咯叽响。他觉得矛头不能针对总理，这种情绪绝对有害，也于事无补，反有弄巧成拙之虑。于是他坚决地说：“我们不能怪罪孙先生，先生有先生之思虑。但我们，起码可以提醒孙先生，北边的俄人，身边的中共，都是最最可怕的敌人。季陶早就看出共党之野心了。记得当初陈独秀成立上海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是深明大义，当众退场的！”
林森的鼻子哧一声响，说：“听许多人说，你当时流泪不止？”
戴季陶急了：“流给陈独秀看的，诸位应当知道，流泪也是一种学问。男儿有泪不轻弹，既有泪花弹出，必有深意焉。总而言之，我警告诸位，中共是无孔不入的！”
林森觉得，光是这样表示义愤不是个办法。挽狂澜于既倒，挽字是动词，从手，而非从口，吐吐口水于事毫无补益。他想，应当即请廖仲恺来做一回客人。仲恺这个人一直围着俄国毛子转，他是这份容共党纲的译者，也是头号吹鼓手。第一步，应当把他叫来当众问个明白，刹他威风。第二步，大家再作上书孙先生的打算。
林森一说这个想法，葡萄架下便是一片赞成之声。
廖宅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廖仲恺正在自家客厅里接待李大钊。他的位于广州百子路的这座宅邸算不得宽敞，但是收拾得整齐且有趣味客厅四周挂满了何香凝画的水墨画，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