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啊，你这个叛逆贼子！”
铁床档子被撕揪得哗哗直响，像是一阵又一阵的金属的碎雨。
就在孙中山于珠江江面悲愤地揪着床档的这一夜，远在上海的一家法国医院里，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省的中年汉子，也在痛苦地敲击着床档。这两个人内心受煎熬的剧烈程度，几乎是相同的。
中年汉子的双手摇晃床档，这种摇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整个铁床都哗哗地响起来。女看护出现了，是奔跑着赶过来的。
“怎么了？”她弯腰凝视着这个大汗淋漓的病人。她不知道这个病人原先是滇军的少将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的厅长。
朱德呻吟着说：“没事，你，你给我出去。”
“要不要喝水？”
朱德突如狮吼：“出去！我没事！”
女看护赶紧退出病房，拉上门。她从门缝里看见病人在继续挣扎，她这一刻真的是不忍心，便对着门缝大声说：“你要挺住，先生，戒鸦片烟，真的如过刀山下火海一样啊。”
豆大的冷汗流在朱德的下巴上。朱德觉得有一大群麻麻辣辣的虫子蠕动在他的肚子里和血液中，他的五脏六腑此刻似乎都是虫子的食物。
女看护大声说：“有事，请叫我。”
朱德痉挛的手继续拗住床档，像是要折断它。
另一个女看护一路小跑而来：“病人怎么了？”
门边的女看护叹着说：“这人不是病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这个三十六岁的真正的男人果然在上海圣公医院治愈了由戒鸦片引起的后遗症，大夫和女看护在分别时分都警告他要小心复染，他只笑笑，复染？笑话！那还叫男人？没有这点毅力，他能甩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山头？没有这点毅力，他能遣散所有的姨太太？没有这点毅力，他能强制自己告别鸦片烟？
要开始过一个男人的真正的生活，做这些都是必然的。麻烦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寻找同党。单个的人是不能救中国的，须有朋党，这道理他懂，所以他开始到处找共产党。他看了一些小册子，觉得唯有这个政党，能像俄苏一样，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能治疗这个几乎不可救药的国家，就如他自己发狠心，治愈了自己的几乎不可救药的顽症一样。满上海找，找了一圈，没找着，他又买了火车票去北京找，京城找了一圈，报社跑了，书店也跑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哪里有共产党，朱德于是又返回上海，七月中旬之时，他终于打听到了陈独秀先生在霞飞路老渔阳里的住址。
这人是党首呢，有人极其秘密地透露给他。
朱德总算舒了口气，他的盘缠已经不多了。
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见这位来自蜀地的仰慕者谈吐特别朴实，便起了慈悲心，给了他一个临时地址，那地址是李达的新家。她不知道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就是在李达寓所举行，若是如此，她也不会随意介绍一个热血汉子去那里见陈独秀了。
朱德获了地址，立正，向高君曼行举手礼，标准的军人姿势。
这一天，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也在寻找这个开会的地方，同样是寻找，区别在于朱德是握有地址的，而到达上海的毛泽东摸遍口袋，也找不着他曾经记下来的这个会址。陈独秀寓所在上海何处，他也忘了。他在七月十六日的太阳底下转来转去，就是无法找到会场。毛泽东其时的懊丧之情，不言而喻。
衣衫褴褛的报童大声叫喊着，叫得街路震颤：“申报！看申报啦！孙中山坚守永丰舰，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
毛泽东疲乏地停下步子，撩起灰布长衫掏摸零钱。买了报纸之后，他靠在一家古董铺门边浏览标题。古董老板横眉竖眼地冲他挥手，示意他走开。
毛泽东只好又走。
在英租界南成都路的一个里弄口，毛泽东走近一家卖洋皂洋线的杂货店。“来碗凉茶。”他掏出一枚银毫。
老板娘用细嘴茶壶洒出一碗凉茶，还示意客人可以坐在门边的一张条凳上。
疲乏的毛泽东刚坐下，便见一个脸廓方方正正的中年汉子迈着大步朝他走过来。
朱德问他：“先生，这里是南成都路辅德里吧？”
毛泽东摇摇头：“对不住，我也不知。”
朱德转脸，又问了老板娘。老板娘指指里弄，点点头。
朱德忙说：“谢谢诸位！”
老板娘说：“不客气。”
毛泽东端着茶碗摇头：“没事，没事。”
朱德进弄而去，甩着双臂，仍旧是他的军人步伐。
丢了地址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离他现在靠着的这面砖墙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会场，南成都路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也就是李达的寓所。同时，毛泽东也不知道，刚才以浓重的四川口音向他问路的那位中年汉子，就是六年之后将要与他在井冈山会师的朱德军长。如果这一天他们握手相识的话，朱毛会面的时刻将在中国近代史上整整往前推移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