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
看陈独秀急步下楼，汪孟邹急了：“仲甫，你这样子？”
陈独秀也觉得不妥，复又上楼，数分钟后才整整齐齐下楼。他仿佛根本没看见客人，先问汪孟邹要信。
“信呢？”他大声说。
汪孟邹取出信函。
陈独秀读罢，眼睛便烁烁地亮。他非常明白李大钊的用意。这是一种契机。北京的李大钊从心底里感觉到了这种契机，而希望上海的陈独秀同一时间用肩头来感觉它。
于是陈独秀凝视着威金斯基的蓝眼睛，以英语说：“威金斯基先生，我就是陈独秀。可以说，我早就盼望着你来了。我期待着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合作！”
“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威金斯基立即像大鸟一样展开双臂，与陈独秀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
随后，陈独秀便优雅地吻了吻威金斯基夫人的手。刚吻罢手，楼梯上就出现了容光焕发的高君曼。而这位女士的出现，则顿时叫威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目瞪口呆。
杨明斋一时口吃：“陈独秀同志，这位是 是您夫人？”
“贱内，刚从北京来的上海。”
“啊！”威金斯基大笑着说，“在没有与陈同志合作之前，我们已经与陈夫人紧密合作过一回了！”
下楼的高君曼笑得抿紧了嘴巴。她认出了火车上的朋友。威金斯基夫人冲了上去，一下子就与高君曼紧紧搂抱在一起了。
当夜，陈独秀睡不着。在孩子们的轻微的鼾声里，他对着高君曼的耳朵说：“你知道有一种绳子，能够同时与二十四口铜钟牵在一起吗？我听人说过，俄国有一个教堂，东正教的教堂，就有这样一条大绳子，那绳子复杂得简直就像一件绳衣，穿在敲钟人身上。那敲钟人手也动，脚也动，屁股也动，如同跳舞，一跳，就扯得二十四口钟一齐当当响。”
高君曼抚着丈夫的厚墩墩的肩膀。她不明白他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我觉着，”陈独秀又把热热的风吹到高君曼耳朵里，“那个敲钟人的面相，那种模样，就是今天那个威金斯基。你别奇怪，我感觉着就是这样。”
“睡吧。”妻子说。
“威金斯基真是个跳舞的人。他的绳子很长。上海有口钟，他也牵着了。”
“睡吧。”妻子说。
半夜时分，高君曼又被雪茄烟雾呛醒了，她看见枕头上方有烟头明明灭灭。
“他也不是那个敲钟人。”她又听见丈夫这么说。
“敲钟人是谁？”
“列宁。”丈夫说。
高君曼第二回醒来的时候，已是黎明。海关大楼方向传来了隐隐的钟声，里弄口也有了刷马桶的沙沙声。陈独秀站在露台上，背影黑黑的，雪茄的青烟一阵阵地笼罩着他的后脑勺。
高君曼叹息一声，走上露台，拉陈独秀回房。
陈独秀纹丝不动。
“想什么呢？”
“想我自己。”
“不只想你一个人吧？还在想什么人吧？”
“你说什么？”陈独秀回脸。
“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女人了？昨日你跟我亲热的时候，我就有这感觉。”
“你感觉奇怪，问得也奇怪。”
妻子不做声。妻子知道丈夫在北京期间去过许多不该去的地方，起码是一个大学教授不该去的。小报上老登这些花边新闻，陈独秀见着这些花边从来不以为然。
女人对陈独秀而言，如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而且空气还要求新鲜。高君曼知道这一点。
“女人，虽然重要，”陈独秀说，“但是对我而言，君曼，你要记住，我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女人而来的，是为理想而来的。”
高君曼为丈夫披上衣服。陈独秀盯着东边的晨曦，又说：“人生一世，一副皮囊几十年，若不紧着为国人谋利益，徒活而已！”
“你这个人呀，不是叫女人神魂颠倒，就是叫女人心惊肉跳。”
“威金斯基来了，钟声响了，往后，你心惊肉跳的日子还有呢。”
“我也常纳闷，捏捏耳垂子，肉也不薄，怎么就这么没福气！我自己没福气，倒也罢了，只是想着孩子们可怜。”
“此言差矣，君曼，你要知道，孩子们并不可怜！做陈独秀的子女，是一种福气！”
“做陈独秀的女人，也是一种福气，是不是？”
“就我所知，君曼，你已经多时没说过有志气的话了，就这句话，见了志气。我不管是坐牢，还是砍头，你都要当做一种福气来享！”
“你说疯话？”
“我没疯。我只不过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命里就不安分，是会永远直接行动下去的。不过，这一回，这个人不会再做孤胆英雄去上街撒传单，他是要结成一帮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拯四万万同胞于水火！这件大事要做成了，就驱除国家黑暗而言，无异于日出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