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
陈独秀说到这里就把手舞起来，背脊上的小火罐随之颤动。
“你们要喊！诸位同学，你们要喊！陈先生今天喊不动了，而你们，你们要喊！”
学生们齐声说：“知道了，陈先生！”
“后天，也就是五月四号，”陈独秀挥动拳头，“请大家看《每周评论》第二十期，我在上面有篇文章。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
“空话！空话！”学生们喊。
高君曼想扶陈独秀进房，陈独秀又一把推开了她。咣当一声，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
“现在，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而你们，你们喉咙多，你们要一齐喊，喊出声来！你们要喊得巴黎每一道街路都打摆子！中国不能没有声音！你们就是声带！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
“我们会喊的，陈先生！”长衫们齐刷刷喊，许多眼镜后面泪光闪耀。
蔡元培听见了声音。声音使他心境复杂。
若是北大学子面对砧板和刀锋没有声音，他是着急的。他的“并包兼蓄”的办学方针以及聘任陈独秀之类的大胆之举，说到底，就是为了拓宽学子的声带。但是学生一旦热血上了脸，那就很可能不仅仅是涉及声带了。作为大学校长，他又不能不控制火候。
五月四日午后，操场上不断传来口号，一阵狠似一阵。那是岩浆在运行，而且离突破口不远了。蔡元培听得出来。
“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国民判决国贼！”“诛卖国贼曹、章、陆！”
蔡元培左脚那只已经裂了一条细口子的黑皮鞋，在校长办公室的褪色地板上发出的咯咯的声响，像母鸡下蛋后的声音。蔡元培忽然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态也是母鸡的心态，他很怕身子底下的软和和的鸡蛋碎裂，毕竟是学子啊，手无寸铁！
他绕着写字桌，一步步走得很慢，似乎是怕惊醒什么。其实他明白，他怕惊醒的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一道命令，命令他疯狂地跑下楼，在最后的一刹那，把学校的大铁门锁上。
他知道学生们要上街游行，地点很可能是天安门，甚至使馆区。他也知道政府听不得呐喊，政府对付学生自有一套包括刺刀在内的策应预案。
电话铃响起来。教育总长打来的，声音急促。
“学生是不是集合了？”
“有可能。”
“什么有可能，孑民兄，我电话里都听见学生的口号了，打雷一样。”
“天要打雷，总长阻得住吗？”
“阻不住也要阻，孑民兄，使学生勿生事端，是你我职责所在。”教育总长傅增湘声音顿时高了好几度。
“学生一腔爱国热情，怎么能叫事端呢？”蔡元培的倔脾气上来了。
“我告诉你一条消息，”傅增湘放低声音，“政府刚刚开完紧急会议，军队和警察都开始吹哨子了。”
蔡元培心里一紧。
“昨日夜间，北京大学千名学生聚会，大总统当夜就获知了。”
蔡元培仍然不吱声。窗户之外，闷雷似的口号越见激烈。
他又听傅增湘在电话里说：“聚会地点就在法科礼堂，京城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均有代表参加，场面如此张扬，孑民兄你不会一无所闻吧？”
蔡元培当然知道昨夜发生于法科礼堂的那场风暴。他虽未身处风暴中心，但那种啸叫声他是听到的。鸡叫三遍时他还独处书房，瞪着窗外的夜空。他很为他的学生骄傲，他知道这场风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终于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爆发点，这爆发点没选择其他地方，恰恰选择了他治下的一群学生的嘴巴。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他不知道跳到台上这样喊的学生姓甚名谁，有人当夜就来激动地告诉他，这位戴眼镜的是文科的学生。“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我们要以死抗争！要血，我们有血！要命，我们有命！我们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卖国和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我们要上街游行！我们要唤醒国人！在这民族沦亡时刻，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样，也是民族的罪人！”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衍，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宣布：“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