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男孩子呼啦啦站上了凳子，这么一站，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
毛泽东说：“个头是高了，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
话音未落，腰杆子都全挺直了。
毛泽东环视教室，说：“像中国人了！”
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字，刚写毕，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也是见怪不怪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他们开枪就像啪啪啪扇男人耳光或者啪啪啪打女人屁股，日日夜夜随意得很，而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
毛泽东转过身，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寻思：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
他嘴里说出的话却是：“同学们，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讲什么呢？讲讲巴黎和会。这两桩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强盗之举。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坐下，你们依旧给我站着。淌鼻涕的，擤干了；有眼屎的，擦净了，你们都盯着先生看！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用脚跺凳子、跺砖地，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先生告诉你们，地球是圆的，长沙一跺脚，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
陈独秀后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红色的痧痕，是李大钊刮出来的。碎瓷碗片在李大钊手中柔润如玉，这使高君曼折服。陈独秀趴在床上，一缕阳光在他的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层油膜。他说：“痛，痛。”
李大钊说：“那是寒气出肤之痛，忍着。”
陈独秀说：“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守常，说下去。”
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李大钊匆匆赶到箭杆胡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之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点燃某一根导火索。
“我一点不怪蔡先生。”陈独秀喘着气说，“汤尔和这个人，先是荐我上任，现在又轰我下台，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
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二十几天了。对于此事，他真的一点不怪蔡校长。顽固派对《新青年》围剿日甚，当校长的身处夹缝，采进两步退一步之策，也属情理之中。
“你轻一点，”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守常，说下去。”
高君曼先是挤挤眼，后来又直接拉李大钊到门外，小声说：“李先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刮了，李先生您是不是先走一步？可不是我下逐客令，仲甫的急脾性，您是有数的。”
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急得拍床：“君曼你啰唆什么，快让李先生进来！”
李大钊对高君曼说：“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给仲甫说两三句话，抵得上两三百道手上功夫哩！”
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黄昏，汗淋淋的陈独秀趴在自家的蓝花儿枕头上，瞪大牛眼，听着蔡元培校长的悲愤之言。
这些语言在经过转述之后，依然滚烫如泪，能炙痛人心。
蔡元培校长当时是说给参加《国民杂志社》例行社务会议的十余名各校学生听的。他说话的时候十根手指都在颤抖，以至于不能不握紧两只拳头。
“同学们，”他路过饭厅的时候，突然就冲进来，面对这十余名各校学生，神色悲怆。“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晴天霹雳啊，我昨日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关于索还胶州租借的对日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
学生们一齐站了起来。
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这位北大校长语音哽咽：“同学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快顶不住了！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了！同学们，同学们，你们都应该知道，胶州亡了，就是山东亡了！山东亡了，国家就不成其国家了！此时此刻，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心里悲愤啊！”
蔡元培说到这里，一个踉跄，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衍赶紧一把搀住他。蔡元培站正了又说：“昨日，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一齐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十一字的电报！”
许德衍马上说：“同学们，电报稿在这里，我念一下，蔡校长的电报确是十一个字：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听清楚了：不必生还！如果他陆征祥敢卖山东，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
“不必生还！”学生们挥拳击桌，“打死他！”
蔡元培说：“同学们呀，同学们！你们能想象得出，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这般的无能吗？他们一片又一片地向列强割我们国家的地，用割地的钱购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一省的民众！你们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