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广州的警备司令叫叶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广州的十几家报馆合成一家《中央日报》，以便统一言论。报馆没了，很多同仁只好离开广州找寻生计，我去到香港一家电影厂做电影评论。”梁俨然回忆说。
茶楼里的画师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勋1949年时还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回忆了广州画师的变迁：“我学画的老师是赵少昂，他是岭南花派的第二代名画家，他的老师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十三行刚设的时候，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的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被销售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这些画后来称为‘外销画’，随着广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100多年，广州的画师和私人画室一直是伴随这种书画贸易成长起来的，一直到1949年还很兴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师、机关办事员这类固定职业外，会选择学画作为傍身之技，也是广州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赵少昂1948年在广州办过一个‘岭南艺苑’，前后收了近千名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广州画师既是艺术家，也是生意人，他们在广州是一个很大的交际圈子。“像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跟广东社会的名流都交往很密，陈树人本身还是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侨务主任。解放前，他们常常在广州一些像陶陶居这样的大茶楼和他们自己的家宅里面搞‘雅集’，廖侠怀这些粤剧名伶也都是这些雅集的常客。”王建勋说。
解放后，大量画师去了香港。“香港成了广州文人和商人的聚集地。”王建勋说，“我的老师赵少昂也去了香港，把他的‘岭南艺苑’搬到了香港。随着私人的画室大批关闭，广东的美术逐渐开始学院化和专业化了，像我这样兼职学画的年轻人基本上很难再继续。”
茶楼里的文人雅集随着画师的大批南下消失，茶楼的经营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解放不久，茶楼行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十几家茶楼饭馆合成一家，由其中最小茶楼的员工来主事，挑选新茶楼的名字。”梁俨然回忆，他的朋友冯明泉是广州茶楼界的老行尊。“他在解放前开了一家愉园菜馆，经营得非常有名。解放后，一家只有十几张桌子的永香茶居被指定合并愉园菜馆。永香茶居原来负责拎水的伙计做了经理，由他来决定合并后新饭馆的名字。这个伙计保留了愉园菜馆这个名称，但冯明泉从经理变成一个洗碗工。”梁俨然说。
广州流传久远的个体商业形式正在瓦解，由此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根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谢涛的研究，刚解放时，广州市的失业人口近30万，约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城市里，大量的失业人潮甚至催生了另一种娱乐的兴起，说书取代粤剧，成为当时广州城最兴盛的民间娱乐。“广州把说书称为‘说古’。”王建勋说，“它和粤剧不一样，不需要剧团，一个人就能说一台书，在50年代初，广州失业的人很多，大家白天就都聚集到公园、文化宫这些地方，打听工作，谋财路。而这些地方，都有‘说古人’固定的书台，像广州著名说古人当时就常在文化公园里设台说《水浒》。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围在他们周围听书打发时间。”
1950年，唱粤剧的关国华从农村来到广州，他此前是广州乡间一位初露头角的粤剧新秀。“广州沦陷的时候，我就跟随父亲在广州开平县的兄弟班里跑龙套，混口饭吃。那时候，广州市的粤剧艺人都逃难到乡村，集中在一起演出，收入都用来吃饭。”关国华回忆。
“演出大多在晚上，演到天亮。请戏班去演戏的一般是农村露天赌场的老板。开场前，周围村庄的人在戏台前赌博。赌到十一点开唱，那些输光了没钱回家的人就守着看天光戏。”到临近解放前，关国华已经在乡间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多扮演带点奸猾的小生角色。这个角色定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我和红线女配过戏，她演秦香莲，我演陈世美。《沙家浜》里，我就演刁德一。”1949年，战乱时局让乡村人丁凋敝，兄弟班的生意也难以为继，关国华的父亲甚至因此饿死。
当关国华来到这个刚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寻找出路时，他发现，广州没有乡村艺人的就业位置。而王建勋记得，此时的政府正提出“让广州人下乡，鼓励一些失业的工人返回老家，在那里靠土地谋生”。
到香港去就业
曹仲伦也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1949年8月从安徽来广州找工作，随身带的几块银元早就花完了，靠着朋友接济维生。1949年11月底，他和好朋友决定去香港碰碰运气。香港不仅是内地观望时局的文人和商人的接收地，也成为一些希望在乱世中谋到生路的老百姓的希望之地。
因为有钱人家大都跑到香港，1949年以后留在广州的人并不时髦。从天津南下广州的干部田玉珠还记得，偶尔去逛街，会看到本地女子指着她脚上的袜子，“觉得很新奇”。曹仲伦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时髦一点”。“香港的朋友帮我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军装式的夹克衫，还有一条牛仔裤，这在广州来说是非常新潮的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