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1949

    人民解放军进城了。铁西区方向仍然不时有零星的炮声和枪声传来。战士们脚穿布鞋，表情腼腆，灰色棉军装有些肥大。插有红旗的汽车队上挤满了欢乐的面孔，几个女兵还解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当时正路过沈阳“大东报社”门口的28岁的年轻人柏杨，看到了这一幕，他还看到接连驶过的坦克、吉普、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现在，他的话应验了。入城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一、二、六纵队，辽北独立师。军队从沈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入沈阳市区，从北面官屯入城要持有党政军介绍信。

    毛泽东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一个高声喇叭竭力呼喊口号：“祝贺沈阳人民获得解放！”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新报》和《每日新闻》，一夜间变成了共产党的《沈阳时报》。对报纸和宣传的重视，既是新政权对舆论的一贯态度，也体现了新政权领导者对城市的理解。在陈云后来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防止大的波动上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在大城市中的报纸是传布政策的最大机关，稳定人心，主要靠报纸”。沈阳军管会于是事先准备了几期报纸稿件，进城后的第三天报纸就散发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一期《沈阳时报》的内容和编排都很简单，只是刊登了一些基本政策文件，有的版面一时找不到作者，就用过去登过的大文章来填充。新报纸在党员内部反响平平，但在群众中引起了讨论。陈云后来要求，“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因为接管人手的紧缺，一共只有五六个干部负责报纸的排字和校对，而报纸大样要由陈云和陶铸二人亲自过目。报纸和对外报道委员会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

    除了报纸，军管会还预先准备了大量用于散发的安民布告。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处一名叫韩华平的干事回忆，这些用鲜艳纸张书写的布告当时装了整整四个大麻袋。

    在最短的时间内，沈阳红遍了，但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还没完全恢复生气。比起战争前那个拥有188万人口的大城市，1948年底只剩10万余人的沈阳显得冷清多了。自1947年冬解放军孤立沈阳以来，沈阳大小两万余家商店，只剩下七千家。留下来的小生意人紧闭铺门，直到1948年11月8日解放第七天，这些商店依然没有开门。为了调动沈阳城的气氛，一些年轻人组成的表演剧团开始在公开场合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和边区的群众不同，沈阳人对这种形式的表演还有点陌生。

    空旷的城市中，大批国民党的遣散俘虏，三五成群，倒成为沈阳城最显眼的群体。陈云和沈阳接收人员在1948年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市区，就和这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打了照面。很多人事后都回忆起这一幕，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对这些敌军散俘的印象是：“从表情上看，他们情绪消沉，但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感觉”。

    沈阳是作为国民党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政府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滞留在城内的国民党后勤部队官兵，解放军历次战役后放出的归俘，加上大量战败后回城的散兵，据估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沈阳解放的速度超过很多人预期，接管人员事先没有准备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几个解放团的架子，这样一来，尽管他们一进沈阳，就在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大力气对这些散俘进行登记和检查，但这只能规范一部分。至少五千左右的散俘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分复杂，根本无从统计。

    散俘不光是治安问题。11月3日，解放军入城第二天，就传来沈阳车站被人破坏抢劫的消息，一些没有重兵守卫的小仓库和国民党官员住宅也出了乱子。据说，这些破坏事件中都有国民党散俘的参与。另一方面，正值东北严寒之时，沈阳城内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随军俘虏有五万人之众，需要接管人员给他们解决棉衣、粮食，这无疑是给物资奇缺的沈阳城火上加油。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后方城市。但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沈阳作为全国解放的中间城市，承担着南北衔接的功能，短时间不仅没法疏散人员，还有大批新俘虏陆续从长春送到沈阳。原则上，在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后，再向南方送。

    共产党自己的部队也同样需要约束和管理。“当时入城的部队太多了。”李锐几年后总结说，“‘抓一把’现象不好管。进银行拿钱，摊公鞋，在铁西区仓库搞物资，要尽力制止。”

    大量部队进入城市后，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变得更突出。1948年中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支即将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军队，需要警惕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倒在地上。他为此写了《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