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总长和教育总监）会议上，制定了《处理时局方策》。这两个文件提出了一个“独立政权”的概念，它很接近于关东军的“独立国”，但仍将“独立政权”置于中国主权的名义之下，日本只是背后操纵。
这时，在事变之处奉行“不扩大”政策的日本政府，也开始追随军部的方针。10月6日，若首相在会同陆、海、外、藏、内、农六相，在商讨处理蒙满问题的方针后，大体肯定了陆军中央部的意见。
这一次关东军决定不再退让。它一方面通过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和满铁总裁田康哉，积极向陆军中央部和政府游说，一方面加紧制定“独立国”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案。10月21日，关东军国际法顾问松木侠拟定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出炉了，它指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本土断绝一切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以东北四省和蒙古为其领域。”这里的描述与后来的伪满洲国并无二致。关东军又一次想以既成事实的方式，推动陆军中央部接受它的方案。
但是反馈回来的消息，却是陆军中央部要求关东军以“最后的决心”贯彻三长官决定的《处理时局方略》，即建立“独立政权”。关东军的军官们实在不明白，老迈的陆军高官们中了什么邪。柳条沟成功的冒险，激励着他们开始了又一轮与陆军中央的对抗。
11月7日，关东军向陆军中央部发出电报，声明它要建立的是“与中国本土一切政权完全断绝关系”的“独立国”，而对于一切不与中国本部“绝缘”的指示，关东军“绝对难以接受”。同时关东军将正式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上报陆军中央部，重点批驳了“满蒙独立政权论”。它指出，如果不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家”，而只是建立“独立政权”，若想使该政权听凭日本摆布，“这不过是一种空想”；从日本的前途考虑，“将满洲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是最善策”，但如果为了避免国际间的非议，“作为次善策应是建立与中国行政统治完全分离的满蒙独立国。”同日，本庄繁也致电参谋总长，说中央部关于建立“独立政权”的指示，“对于是否与中国西部现政权分离不明确”。16日，参谋次长二宫重治给本庄回函说，首先应建立“满洲统一的中央政权”，然后再将其导向“独立国”，如若不然，“急速地将独立政权导向独立国，结果会露骨地向国内外暴露我们的野心，在大局上反而是不利的。”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日本军队高层军官间私下交换意见，而其中透出的信息却再明显不过，无论“独立国”还是“独立政权”，其最终指向是一致的，只是因为对政策执行中的“成本”与“收益”的预期不同，而在实施的步骤上有快慢之分罢了。
就这样，双方函电交驰，信使往返，就是达不成一致意见。
可是局势的发展又帮了关东军的忙。12月10日，国联调停事变后的中日关系时迟迟取得不了进展，于是决定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要调查团到实地一看，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玩的瞒天过海的把戏，就会彻底穿帮，在这种情势下，中央部分步实施的“妙计”，反倒真不如关东军直白的一步到位来得实用。只有率先在中国东北成立“独立国”，造成既成事实，才能迫使国际社会承认——日本把国联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
国联向中国东北派出调查团，这本来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一个胜利，可却反过来促成了日本军方达成统一，伪满洲国的建立只是时间问题。而早在11月19日，溥仪就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来到了东北的旅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