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连串连珠炮式的质询：
今日东北全落于日人手中，钧座是否出兵？
现日本增兵长江、珠江流域及沿海各地，钧座是否认为日本在推进？
又钧谕已失地决心收复，又不述收复之方法如何，应请公开宣布。
钧谕外交过失，政府负责。所谓对外过失由政府负责，是否由外交部长负责，并应负何种责任？设责任之人有失责时，又当如何办理？
钧谕已电饬张副司令收复失地。而张副司令仍借以无抵抗主义为诿卸，无能力收复进，钧座当如何处置？
钧谕全国大学生武装，必要时始必枪械。未悉钧座能否实践前言发给枪械束否也？东北各地，已被日本占领，在交涉未得结果以前，请钧座将每日交涉情形，所取方针，随时公布，并恳实行革命外交，勿再退缩。
对学生们的请愿，蒋介石首先表示“欣慰”，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乃惟一之革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之条约，对诸位请愿备战均诚意接受。”但又对学生不无指责之意地说：“政府同仁，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和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懈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
几个回合下来，学生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政府态度”，国民政府也未能将民众运动节制到自己所希望的轨道上去。国民党人一直强调对日抗战需要准备，而且是在政府的统一号令下准备，但它的准备却不为民众所知。这一方面是顾及到日本可能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的个性和这个政权的独裁性质决定的。在他们眼中，民众是幼稚的，民众运动不会为政府的决策带来帮助，甚至不值得从民众运动中汲取有益的资源。一个对外得了软骨病又看不起民众的政权，注定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