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席王晓籁，在当时的黑白两道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早期是光复会的成员，参加过反清斗争，秋瑾案发后，他举家避居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闸北商团，这就是一个兼有经济性质和帮派性质的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时，他就率领着商团的武装力量参加攻占北火车站之战。1913年，他又助饷支援二次革命。1930年8月任上海市商会主席后，他广收门生，为著名“海上闻人”之一，当时上海滩上的杜月笙等人，也要称他为大哥。由这样的人出任上海市民运动的领导，足可见其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影响力。
上海抗日救国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电请中央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地，否则对日宣战；通电拥护蒋介石统一军权抗日；电促广州国民政府泯灭私见，一致对外；电全国永久对日经济绝交；严惩奸商；严惩对政府外交政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严惩不抵抗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令张学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实行征兵制，确定义勇军为永久组织。
应该说与学生的要求相比，上海抗日救国大会的要求要更理性、更实际一些。可是，这些要求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似乎透露出国民政府的逻辑——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学生们堵到国民政府的大门口了，于是不得不做答；市民们只是在上海集会了一下，大可不必管它。
同日，南昌。宁波亦举行10万人抗日救国大会。
总之，到了26日前后，民众运动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由早先的以向日本抗议为重点，转变为批评、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重点。而面对这种转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并没有引起警觉，也似乎是并不以为然。中国向来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民众运动也是川，川要疏导，而不能逆势而动、想当然地面对它。不幸的是，蒋介石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两天后，他就不得不站出来直接面对民众运动的冲击，从而也将自己在相当程度上推到了民众诉求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