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币原基本上判定此事件系出关东军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狙击滨口首相的枪声、民众日益高涨的舆论和军人们愈来愈强硬的叫嚣，犹在耳际，面对舆论，恐怕他仍然只能像若首相那样一口咬定责任在中国方面。只要事态不扩大，形势或许仍可挽救。此事若只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交涉，则无论责任在哪方，日本尚不至于被动。可是，事态似乎正在朝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
驻奉天领事馆又传来了关于美国领事馆的交涉：
19日上午4时半，美国副领事馆员等来访，表情激动地说，适才贵方还称日军当努力保护外国侨民，然没有多久，在商埠地内之“盛京俱乐部”附近，日本兵向载有中国人之汽车开枪时，机关枪子弹竟飞进了正在举行舞会之该俱乐部内，这在世界任何地方皆无先例，可谓不可思议。余想将此事特别电告国务院。
关于此次事件之原因，尽管陆军方面之报告有许多疑点，但当前对于外人之质问，还是按陆军方面之解释予以回答，宣传了陆军之积极方针。至于能否得到外人充分谅解，颇感怀疑。对此尊意如何，请至急回示。
这些电文，不免让币原萌生一层忧虑，那就是，此事件可能会国际化。从日本的角度看，此事的善后处理若能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交涉的话，自是最有利不过。在与中国方面交涉的时候，若能与东北当局交涉，对于解决满蒙问题当然更有利，只是，眼下东北方面交涉的主要障碍却是关东军。据奉天领事森岛守人的判断，关东军已经铁定了心全力进攻了，行动既已开始，任何人不得妨碍，妨碍便是干涉统帅权。
但从这天获得的情报看，日中之间交涉的线索还是存在的。线索来自南京方面。
这天早晨，币原便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从南京发回的电报。据重光葵的报告，事变发生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便紧急召见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日本外务省指示重光葵对事件的处理方针是：由于事件是因炸毁南满铁路而发生的局部问题，应由日中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希望他尽量将此事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处理。
重光葵在电报中还提到，事变发生后，他又约见过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宋子文提议：“这样的事件，如果不迅谋解决，便会有很多麻烦加进来，将非常困难；故宜赶快派员前往当地调查，再由我们两人来协商解决。”宋子文也答应了。重光葵与宋子文之间的这条线索源自事变发生前夕日中关系因中村事件而日趋严重的时刻。两人协商寻找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法，协力改善中日关系，商定二人同赴满洲，亲自调查当地情况，找出解决办法。宋子文还打算顺道去一趟北平，与张学良协调一下立场，然后同赴大连与日本前外务大臣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进行商谈，再制订有关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双方都预订好了9月20日从上海北上的船票。谁知动身北上的前两天，事变发生了。重光葵仍然抓着这条线索，希望能继续他们的满洲之行，使事变局部化。币原对这条线索亦寄予期望，训示：“盼能努力，获致结论。”
许多年以后，对于这次终究未能成行的满洲之行，币原喜重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于重光葵、宋子文的交涉寄予一线希望，一直在翘首以待，但却没有再见到重光葵的报告到来。而重光葵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在等待币原外相的训示，经多次催促，直到21日才示知认可，但为时已晚。
事实上却是，关东军在满洲点燃的战火，正以燎原之势——在满洲、在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迅速蔓延。此前都不能制止的关东军的狂奔，此时更不可能制止。即便有了那趟满洲之行，也注定是趟没有收获的行程。所谓“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正如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