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各交涉案之无诚意，国人早已洞悉，而且，其对满蒙之侵略政策亦国人所共知。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满铁沿线之常驻军又有越界演习之举动，可见其居心叵测。故而，将所探知之情况报告如上，请予注意。”
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翔实、有相当眼光和分量的情报，在事变前就摆在了南京最高当局的办公桌上，张学良也看到了。可是，国民政府包括张学良在内，还是采取了坚持的不抵抗政策。
众所周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是导致不抵抗政策的罪魁祸首，但历史实际的进程却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国民政府当局当时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那就是对中国发动战争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充其量也只是少数军人的冒险行为，只要中国方面克制、忍让，不给日军以可乘之机，到头来日本最高当局终究是会站出来制止少数日本军人这种愚蠢的做法的。
事变发生不久，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无忌。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未接受于的意见。张学良表示：“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意以他们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意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
事隔59年后的1990年，年近90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访问时承认自己当年判断错误。那时他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是不会赞成出兵入侵中国的，事件仅为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部分野心家所为。基于这个判断，他认为日本政府必会约束关东军的侵略行径；若他属下的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冲突，则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这种判断与上述中国驻日本领事馆报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份报告认为日方很可能在东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日本各界的一致的主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国民政府当局固执地认为，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又仅仅是一次挑衅呢？
7月6日，当张学良最早就东北地方当局的对日政策下指示时，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932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及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陆海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总之，中国打不过日本，与日本马上宣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毕竟，当时的中国要想独自凭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无疑十分困难。可是，不宣战并不等于不抵抗，一味地屈从于人，不但不能成为谈判桌上与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反而会诱发对手得寸进尺的贪婪。当然，如果把不抵抗看作是在国际上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从而赢得一致同情与支持的代价，那就更加不值，“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外交官这一冷血的命题，倒是概括出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到“利益至上主义”的国联去争取正当的国家利益，而全无实力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天方夜谭。
从另一角度看，可以说正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就了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在东北制造事端以触发军事行动，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是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关东军与少壮派军官四者复杂互动的产物。如果事变成功，那么一个以占领整个东北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就会迅速展开；而一旦事变失败，日本少壮军官们将为关东军承担责任，关东军则为日本陆军本部承担责任，而日本陆军本部将为天皇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退出”策略。加之，当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1万多人，虽然有满铁运输所带来的快速机动的优势，但在进攻北大营时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冒险受挫，那么存在于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与少壮军官间的矛盾就会总爆发，这足以迟滞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步伐。但可悲的是，历史并没有真正演出这一幕。
军事家在面对强敌时，总会巧布疑兵以掩护大部队的转移，高超如诸葛亮者还会用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大军，而不抵抗政策就犹如两军对垒时不管不顾地撒腿就跑，还号称自己是道义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会一路掩杀，而逃跑者也只会是一溃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