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权，而军方的思路和做法则已过时。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后，以文官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华盛顿会议后，各国开始裁军，日本军队的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官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国际间国与国关系的最新趋势：国际社会开始寻求建立一个能够通过谈判以保障和平的国际秩序与机制，而一味依靠武力解决国与国争端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鄙夷帝国军官们还停留在19世纪水平上的眼光和思维，认为他们看不到世界局势的最新发展而只知武力蛮干，这样必然会损害日本最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
所以在解决满蒙问题的方式上，他们出现了分歧。军方认为既然已经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那么中国之东北实际上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此，就应趁国民政府刚刚统一，中国人反日的民族情绪还未高涨到实质性地损害日本利益时，采取断然手段实现对东北的占领；有机会当然要干，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来干，全然不去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日本政府认为要掌握火候，必须到国际社会对日本在蒙满的处境及其政策报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时，才能水到渠成地从容行事。为此，重光葵就说，干脆再忍耐一年，日本在满洲不采取急进的政策，让世界都看到，日本既定的满洲政策“踏踏实实地行不通”了，那时，日本一揽子解决满蒙问题的新政策就可以实施了。
可是在日本军方的眼中，重光葵这种华而不实的外交只能是作茧自缚，他们可以完全不去理会，自己干自己的。而日本政府也像是一个满腹经纶却位卑言轻的秀才——不但在军人面前无理可讲，而且也不具备辖制军人的法定地位和勇气。
8月4日，陆相南次郎在主持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上，厉言指责那些“处在无责任地位的人”或“对国防不关心的人”，说他们“动辄鼓吹裁减军备”，并要求与会者“纠正这些谬论”，之后，还就满蒙问题讲了一大段话，将置日本于不利地位的罪魁祸首，明里暗里地指向日本政府。南次郎的这次讲话不是即兴的，而是由陆军省永田铁山等五个课长为落实《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精神，经过多次研究后为南次郎起草的。
陆相公然地介入政治问题，立即引来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就发表社论指出：陆相的训示“包含极其危险的暗示”，即“表示急欲把满蒙外交强行引向军人之意图”；如军方有强硬意见，本“可以通过立宪之正常渠道提出和讨论”，而“陆相作为军人，居于超脱政党内阁之治外法权地位，在师团长会议上进行政论演说，对帝国外交有重大关系之时局问题发表看法，并暗示处理方针，显然是越权行为”，并要求政府对此不应再保持沉默。
就在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召开。开会前，若首相劝币原外相说：“在此种时刻，不要对陆相再说什么了。”币原也知趣地附和道：“当然要保持沉默。”结果整个阁议，阁员们对南次郎头一天的讲话竟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没有力量与决心挑战军方在对华政策上事实处于的主导地位，尽管他们也想按自己的一套想法来。于是乎，到了外交交涉行将破产，九一八事变行将发生的前一天，他们还想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以期败中求胜，实际上却与火中取栗无异。